谁能想到，一部扫黑电视剧，竟无意带火了一部经典——《孙子兵法》。在几千年的战争史中，历朝历代对阵双方熟读《孙子》，争相领会应用其中思想的战例比比皆是，甚至到了热兵器时代也不例外。以此而言，世人常言《孙子兵法》乃“百世谈兵之祖”，实属名至实归。

高启强曾听从警察安欣的建议读《孙子兵法》，后来也建议自己的弟弟多读书。来源/电视剧《狂飙》截图

“吴宫教战”：故事背后的兵法源头

先秦典籍有不少原本无题名，后人以著者或开篇为其命名，《孙子兵法》亦是如此，书名来源于后世尊称为“兵圣”“孙子”的孙武。有关孙武和他兵法的记载始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春秋末年吴越争霸，齐国人孙武以兵法“十三篇”干谒吴王阖闾，希望获得军职以便有机会实践自己战争理论。不过，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阖闾当然不会因为孙武论文写得头头是道就将一国之军交于他手，便发出了雇主面试的灵魂提问：“能给我实际操作一下吗？”（可以小试勒兵乎？）还刻意加大难度，“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要让孙武先用这些女孩子实践。

孙武接受了这次挑战，将后宫美女分为两队，还特地将两名阖闾宠妃选为队长，告诉这些女孩子说：“你们都知道胸和左右手背吧？鼓声击出的命令说前，你们就向胸前看去；左，就看左手；右，就看右手；后，就看后背。”三令五申之后，孙武下令击鼓向右看齐。结果不难猜想，对于这些宫女来说，孙武不外乎是吴王请来和她们做游戏的弄臣，于是“妇人大笑”。孙武也不生气，表示规则没讲清楚，命令不熟悉，是我这个主将的错（“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又一次讲解军令，然后再次击鼓命令向左，但后宫佳丽的反应依然是“复大笑”。

此次笑声是致命的，孙武宣布，我已经反复讲明军令，现在法令明晓而不遵循，就是吏士的罪责了，于是要行军法斩身为左右队长的宠妃。此举不仅吓坏后宫女孩，原本在高台上看戏的阖闾也是“大骇”，赶紧派人阻止孙武：“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但孙武则回答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坚持斩杀了两名宠妃。以人头树威的效果立竿见影，此后这些女孩“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吴王伤心宠妃之死，一度表现出“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的意兴阑珊，但由此也认可孙武能用兵，任其为将，最终“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

苏州阊门，始建于春秋时期，是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造吴国新国都阖闾大城的八门之一，也是孙武、伍子胥等率吴军伐楚的出发地和凯旋地

听上去，此次孙武的“吴宫教战”不仅血腥，而且情节逻辑颇为牵强，不由得让后人怀疑其真实性，不过此事不仅见于《史记》，在《吴越春秋》中也有相同记载，应确有其事。后世考古学家找到《孙子》佚文《见吴王》，才终于知晓前因后果：孙武见吴王阖闾后，开门见山表述自己的战争理念，对其“好兵”思想大加批评。阖闾感觉不忿，抓住孙武说什么人都能练成精兵的话柄硬要他训练自己的宫女——说不定还暗中交代宠妃故意违逆命令，要出孙武的洋相。孙武被逼无奈，只能借宠妃性命立威，才有后来他讽刺阖闾“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的话语。

故事虽真相大白，但血淋淋的“吴宫教战”，孙武和《孙子》相关的典故，还是让后人颇生感慨，一方面既感叹孙武治军有术，但又惋惜吴王让妃子无辜成为牺牲。不过细细考究此故事，人们会发现其中略有违和之处：若按司马迁所言，孙武献的十三篇兵法就是后世《孙子》的话，那似乎全文都在讲战略战术，并没有涉及如何训练士卒，让他们“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的内容。换言之，孙武想给吴王讲的是关于军事战略战术决策的兵法，并非类似后世参谋后勤的军法，而阖闾想考察兵法却让他从军法下手，岂不是有点文不对题？

先秦时代的阖闾和孙武显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在他们眼中，军法、兵法都是作为军事家应掌握的基本技能，甚至可能根本对两者就不加区分。所以阖闾在无法考察孙武过于宏观的兵法时，大可要求他先展示一下自己的军法才学，由此推测他所言兵法可靠性。

军法兵法不分，其实乃中外早期战争学通理。从战争演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军法也必然是先于兵法，为兵法之源头。进行战争，首先就得有军队，而建设一支军队，必然先要解决一系列组织、训练问题：如何将平常人召集起来，用符合国情的架构将他们编制成一支能上令下达的军事组织；如何为他们提供装备、给养；如何训练他们熟悉号令、征伐、规定等等，而这也正是军法的内容，指挥官只有掌握这些募军成军的基础，才谈到上阵对战，展示自己兵法。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先秦兵书多以军法为主，比如较《孙子》略早的《司马法》，今虽只有残篇，但从佚文来看主要还是在讲军事制度，而可能著于战国的《尉缭子》，著于西汉的《军法》也无一例外，都有大量篇幅涉及“军法”，反倒是《孙子》这种单纯讲述战略战术的兵法书显得格外另类。

不战为上：深刻的战略宝典

作为一部兵书，《孙子》的篇幅委实不算太长，全文不过6000字左右，可能还没有今天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字数多，分为《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十三篇，论者多认为就是孙武最初干谒吴王的“十三篇”。其中，阐述孙武战略思想精髓的主要是《始计》《作战》《谋攻》三篇，《军形》《兵势》《虚实》着重于战术理论讨论，而《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则侧重于研究具体战术问题，又被后人称为“七执（势）”。

在讲述战略的三篇中，孙武首先提出“兵者，诡道也”（《始计》）的概念。人们必须要看到，这并不是孙武如彼时诸子立言时刻意夸大的套话，而是在树立一种新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崇尚“诡诈权变”，甚至直到战国，荀子还声称“权谋执（势）利”“攻夺变诈”乃是“诸侯之事”，不足以成为“王者之志也”，他心目中的“仁人之兵，不可诈也”（《荀子·议兵》）。

对于有助于个人修养和社会风气的道德来说，反对“诡诈权变”无疑有着正面意义，无论是儒家还是老庄对此都是相当赞同，但若要将此扩大到战争领域，未免就会有失迂腐。毕竟，战争是一场涉及国家综合实力、统帅意志和将领智慧的激烈竞争，诡诈权变就是其天性，如果将道德政治正确强行带入冷酷的战场，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孙武也必须开宗明旨为诡诈正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告诉读者，战争自有其法则，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得遵循它。

在肯定战争应用诡诈权变的正当性后，孙武在《始计》中分析了所谓的“计”，其实就是战略决策。他从“校之以计”开始阐述决策过程，然后又以“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为引导，讲述定计之后实施过程。“校之以计”，实际上就是对作战敌我双方进行各要素的对比，做到《谋攻》所言的“知己知彼”，才能确定胜利的根本；而“计利以听”的根本，是要“因利而制权也”，利用、创造己方的优势，此种运用的根本原则，就是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方式，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

在确定战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战争目的与手段问题，也就是《作战》和《谋攻》两章主要探讨的内容。孙武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取胜，而不在于追求杀伤敌人，最重要的事要避免消耗自己，也就是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争取“全国（旅、卒、伍）为上，破国（旅、卒、伍）次之”，即完整地战胜敌国，让其屈服的胜利才是最高胜利，由此推论下来，“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为何孙武会认为“全国（旅、卒、伍）”才是最大胜利？这个问题在现代其实有现成案例答案：1990年，美国纠集其盟友对伊拉克发动海湾战争，取得大胜，但保留战后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可谓“全国”。此后20来年，伊拉克虽口头反对，但实际处处让步，但美国执意要在2003年再度入侵，虽然成功“破国”，然而此后永无宁日，陷入漫长的治安战，消耗浩繁的国力之后依然不得不撤军，得不偿失。

《城濮之战》，于明辉，国画。《左传》记载，城濮之战前宋人向晋国求救，之后晋人才匆忙组建起了三军应战，可见“军”在早期并非定制，而是根据战争需要临时组建的大型军队编制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虽然孙武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但他却无比深刻认识到战争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因而他才在《作战》《谋攻》中反复强调，战争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为了谋取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因而它必须服从于国家整体战略，即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超级大国想要在国际社会中谋求霸权，最高明自然就是动用各种软实力制裁、遏制，不用一兵一卒达成颠覆对手或是使其崩溃的目的，其次是发动外交拉拢盟友抱团，但一旦涉及武装出兵，哪怕是能够用先进武器大获全胜，也会让国力大为损耗，倘若要在深山荒漠中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打治安战，那便离失败不远矣。全国（旅、卒、伍）胜于破国（旅、卒、伍），其根本理由正在于此。

不过，孙武也清楚地看到，当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在各种因素促使下成为战略目的本身。他在书中以攻城举例说：“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谋攻》）何以至此？因为前期投入浩大——《谋攻》：“修橹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倘若就此罢手，任谁都接受不了，想要不至于陷入此种窘境，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战：“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

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战，《孙子》这些颇有道家风范的战略思想听上玄妙，然而在中外实践中——尤其是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不断得到印证，让人不由得感叹千年之前的孙武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成书后即受到人们关注，是当时乃至后来有志于兵者的必读书籍，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如曹操都对此书作过注解。到北宋神宗年间，官方整理兵书，将曹操编撰的《孙子兵法》选入《武经七书》，使其成为官方军事教科书中一员

虚实的辩证：《孙子》传授的战术思想

有了正确战略，也未必就能保证战争必胜，因为战争中可控的己方因素和不可控的敌方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使得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孙武对此自然也非常清楚，因而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他先是用《军形》讲述了如何在战争中做好可控因素：取得胜利没有必然方法，但是做好充分准备是最终会走向胜利的必要条件——“胜可知而不可为”，其核心原则就是做好一切工作让己方没有漏洞，同时抓住时机等待敌人露出破绽，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不过，一位优秀将军不会坐等敌人可胜，而是会尽力创造出“可胜”的条件，就是《兵势》中所提到的原则“以正合，以奇胜”，利用各种方法引诱敌人，调动敌人，让敌人跟随自己的意图运动：“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实待之。”（《兵势》）

具体到战争中该如何应用战术？孙武在此提出“虚实”的概念。对照《孙子》原文，人们可以发现，孙武所谓的“虚实”主要是指整个战局的兵力应用原则，在他看来，这种“虚实”是一种辩证关系，通过有意识的运用，原本实处可化为虚，可以通过“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而“冲其虚也”。敌军人多势众，来势汹汹，该当如何应对？那就需要我军巧妙调动，让敌人分散，将敌人的优势转化为劣势，而将我方劣势转化为优势，即所谓“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

（《虚实》）在战场之上，谁能更多掌握主动权，谁就能化实为虚，让敌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虚实》篇中的原则绝非老生常谈，而是在战争中被后人反复成功应用，明末萨尔浒之战就是鲜明地应验此篇内容的典型案例，明军大军来袭，后金军兵力不过明军一半有余，单纯以兵力而言，无疑是明军既强且实，后金军弱且虚，但此情况并不是绝对，当明军乃四路分进，后金统帅努尔哈赤便制定出“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策略，依靠内线转战处处形成以众击寡的优势，取得大胜。强弱虚实转换，存乎一心，后金军的战法处处切合春秋时代先贤所言的战争原则，最终恰如《孙子》所言：“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可谓为《孙子》又增添一处浓墨重彩的注脚。

孙子兵法城，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诞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有些要素虽然因为时代变迁而变得未必实用，但里面所提到绝大部分理念经过历朝历代考验，依然具有鲜活的价值，这不得不让人叹服，孙武不愧是后世公认的武圣

不仅是战术原则，《孙子》后七篇中对战术细节问题也作了详细分析。比如《军争》篇，所涉及的问题几乎就是对《虚实》加以具体说明。在其中孙武讲到一个有趣案例：理论上为能抢占先机，军队应该抄近道走直路，然而敌人也预料到此，可能会在沿途加以拦截，因而此时就要“以迂（回）为直，以患为利”；为了争抢速度，行军应该越快越好，但士兵体力不一，如不注意步调一致，反而会欲速不达，而事先做好准备规划，倒是可以“后人发，先人至”。这些案例，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红军长征时四渡赤水，当时毛泽东指挥全军反复迂回，引发一些高级将领不解抱怨，认为是走“弓背”不走“弓弦”，贻误时机，但结果证明，恰恰是这种走“弓背”的做法，成功地处处抢敌先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孙子》中其他各篇也包含作者的许多战术思想，如《九地》中指出将领应根据“主客”（本土或他国作战）形势掌握士兵心态，利用此心态调动士兵作战，即韩信所言“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用间》不仅讲述间谍工作的重要性，更是详细探讨间谍类型的分工；《行军》讲述“处军之利”，也就是楚汉之际所有将领都听说过的“右倍山陵，前左水泽”，虽然看似为阴阳家的“形法”之学，实则可能为前人军事经验总结：人类多为右利手，战斗中占据右背山、前左水泽的朝向，往往会带来便利……如是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孙子》中有些要素因为时代变迁而变得未必实用，但里面所提到绝大部分理念经过历朝历代考验，依然具有鲜活的价值，考虑到这是2500年前所撰，的确让人叹服：《孙子》确为谈兵之祖，而孙武也不愧是后世公认的“兵圣”！

值得一提的是，《孙子》不仅在中华有着“百世谈兵之祖”的地位，其在海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英国著名战略学家李德哈特（B.H. Liddell Hart）就对《孙子》推崇备至，不仅认为它在思想深度上超过克劳塞维茨，而且在冷战时代核对峙战略更有指导意义。不仅如此，《孙子》在英文版的译名中一向被翻译为《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对其评价极高，而且孙武也经常被视为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先贤，抬到同孔子、老子相仿的地位。孙子之所以会被西方抬到如此高的地位，除开异国情调的美化外，个中缘由恐怕还是在于《孙子》理论的普适性：人类社会虽然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但人的本性一面却往往变化甚微，不会因人种和国籍改变而变异，千百年前用以指导势均力敌大国对抗的战争与博弈的艺术，放在近现代的军事集团大规模对抗中也同样成立。换言之，《孙子》一书经典与永恒，或许正是基于这些过去、现在、未来都难以改变的人类天性之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