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美国的经济,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华尔街(Wall street)。17世纪时,华尔街是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修筑的一堵土墙。百余年后,华尔街两旁布满了金融机构。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纳斯达克、高盛、摩根……与资本博弈的过程中,华尔街不仅与美国经济紧密联结,也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
有意思的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也有一条类似华尔街的金融街,这条街的金融机构也曾与清王朝财政紧密联结。这条街不在上海,也不在北京,而是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平遥县。
晚清开埠后,国内金融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外国资本银行,另一部分是本土票号和钱庄。据学者统计,全国共出现过的五十余家票号中,有43家分布于山西,其中平遥占22家。为何晚清的金融中心会在平遥?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又经历过怎样的沉浮?
“金融中心”诞生记
山西平遥,一直以来以明清古城保存完好而闻名全国。漫步在平遥古城,不能错过的是古城西大街与南大街,西大街被誉为“大清第一金融街”,这里曾诞生了我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票号。
平遥古城日昇昌票号摄影/李森来源/图虫创意
所谓票号,是指集汇兑、存款、放贷于一体的金融机构。学界一般认为,票号的出现意味着现代银行业的发端。文人余秋雨还曾给日昇昌票号起了个有趣的别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印象中,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中也有许多高光时刻,更早之前难道没有出现银行?我们熟知的柜坊、飞钱、交子对于金融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即货币—货币兑换与保管业—货币经营业—银行业。严格来说,古代只是出现了部分金融业务的雏形,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业。
比如唐宪宗时期,由于铜钱较少且携带不便,产生了早期的铜钱汇兑业务“飞钱”。商人们将钱交给官办的进奏院,领取文券,随后前往目的地,通过文券领取钱购物。“飞钱”业务的核心是汇兑。为了维持机构运转,进奏院每次交易时都会收取一定的“汇费”。又如宋代,朝廷曾下令停止四川部分地区的铸钱业务,为了便于货币与商品流通,人们发明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铺”与当代银行存在很大不同。交子铺拥有百分百的兑付能力,并不会将现金用于进一步投资。
因此,某种意义上讲,晚清的票号集汇兑、存款、放贷于一体,对金融业发展具有突破意义,票号初步具备了现代银行的特质。
那为什么票号这类金融机构会率先诞生在山西的县城呢?
清代平遥位置示意图
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国历君
我们还得了解平遥的地理位置与商业文化。平遥位于山西省中部。清代的山西省域狭长,境内地貌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山西人很早便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明清之际,山西的晋商闻名全国。《乔家大院》《走西口》等诸多电视剧都曾刻画过晋商辉煌的创业历史。到了清代,晋商贸易网络已遍布全国,山西商人不仅在北京等地设置商铺,还“走西口”,发展西北边境贸易。平遥作为山西中部的主要城市,一直以来就是南北货物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是晋商主要的聚集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货币安全问题令人烦恼。每年年终结算时,各地往往需要输送大宗银两。票号出现以前,银两主要靠镖局押解。押解路程时间长,还常常会遭遇抢劫。晚清,天理教起义爆发,灾荒事件频发,银两运送安全问题也受到商人的关注。这次,一家名为“西裕成”的颜料庄开始酝酿一个创新想法。“西裕成”颜料庄总部设置在山西平遥,庄内财力雄厚,分号开至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大城市。汉口分号经理雷履泰在仔细观察分析后,敏锐地觉察到异地汇兑机构的巨大市场潜力。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日昇昌票号于道光年间诞生。
“日升昌记”纸币票样来源/傅为群《山西票号鼻祖——“日升昌记”纸币》
不久之后,平遥城内出现多家票号,并逐步影响到附近的介休、太谷、祁县等县。在日昇昌票号所在的西大街旁,还有南大街,晚清许多票号聚集于此,如百川通票号、合盛元票号等等。平遥县城的票号控制着中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金融机构,因此,平遥南大街一直有“中国华尔街”的美誉。
票号初办时,主要以异地汇兑业务与放贷为主。谁也没能想到,几间小小的票号,会在日后的几十年一度掌握着清朝经济命脉。
山西票号:操纵清朝经济命脉
今天的美国华尔街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在于街旁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还在于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夕,华尔街股市暴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总是最先感知美国经济变化的地点。而日昇昌票号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开始与清廷合作,对国内乃至国际的金融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与清政府合作
早期山西票号的业务受众主要是工商铺户,形式是异地汇兑,尤其是商埠之间汇兑。商人们在A地的票号存入银两,换取汇票,到B地凭借票据,取出银两。为了防止假冒事件发生,票号还设计了一系列防伪记号,比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用晋、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名转化;银两数目编入“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等五言诗,形成了成熟的密押制度。
平遥票号镖局明清建筑摄影/黑锐来源/图虫创意
信用度增加后,山西票号业务逐步拓展,逐渐与清政府财政产生联结。比如捐纳的款项,清政府将官衔出售,换取银两。道光年间以后,票号与北京银号合作,汇兑捐纳款项。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公款汇兑业务开始通过票号进行。据学者研究,晚清时,许多军饷、赔款、丁粮、厘金、赋税等款项都由票号过局。
最典型的是《辛丑条约》赔款汇兑。《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承诺各国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这么多的赔款从何而来?当时的方案主要是各省摊派,各省巡抚需要按时将银两送达口岸。这对于离口岸较近的巡抚来说运输不难,但是对内陆省份巡抚来说而言,运输银两则是大麻烦。如果不能按时送到,官员们还存在被免职或杀头的风险。票商们预判到其中的商机,开始积极联系承办的藩库,表示希望能够承担公款的汇兑业务。后来,慈禧西狩途中,下令各省把赔款交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开办海外银行
不仅如此,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影响力还超过本土。山西票号成立之初,有着“汇通天下”的愿望。从日后的发展来看,这一愿望也算是得以成真。19世纪末,朝鲜成立了山西票号代办所,主营国际汇兑业务。20世纪以后,山西票商上书朝廷,希望在日本开设分号,在海外也承办汇兑业务,保护华商的利益。1907年,山西票号在日本神户开设“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这大概可以被视为中国第一家开办的海外银行。至此,山西票号的影响力扩大到海外。不仅如此,山西票号也与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正金银行、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产生业务往来,稳固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信贷与股票
除了商业汇兑外,山西票号也承担其他金融业务,比如给工商业铺户贷款。以日昇昌票号为例,其收入来源之一便是贷款利息,日昇昌的存款一般无息或低息,贷款则可以收取五厘到一分的利息。战争爆发时,票号积极向清廷提供贷款需求。甲午战争时,山西票号曾与北京银号一同提供了一百万两贷款。
一些金融衍生品也出现在票号中。1898年,朝廷曾以盐税为担保,发行了“昭信股票”。这项股票业务主要交由京城的票庄和钱店执行,百川通、新泰厚、存义公等山西商人的票庄都参与其中。
昭信股票来源/肜新春《管窥晚清“昭信股票”发行》
金融“危机”
金融一词本身意味着风险。与当代众多金融机构一样,金融风险也出现在票号行业之中。最初,清政府与票号的接触十分精神。一般而言,清廷的办公经费和专用经费主要是派军队送达京城或用款地点。不过,晚清一系列突发战争,使清廷不得不变通,开始通过票号办理汇兑业务。太平天国起义后,南北交通阻隔,前线战事吃紧,朝廷采用票号汇兑饷银。
不过,票号毕竟是金融机构,倒闭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一些外省商人开办的票号,信用度相对不高。朝廷为此多次展开讨论,呼吁谨慎对待票号。太平天国战争平息后,商汇京饷的业务一度被朝廷禁止。不过,由于京饷汇兑已是大势所趋,这项业务很快又由山西票商接受。到了清末,许多官款存放于山西票号之中。在官员的支持下,山西票号的收益呈现了指数级增长。清政府尝试规范金融行业,20世纪初出台《银行法》,规定票号等金融机构的设置,必须先向户部领取部帖,然后方能开业。
“中国的华尔街”地位消逝
然而,与华尔街不同,平遥金融中心的地位没有持续至今。
这一方面是源于外资银行的竞争。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后,许多西方国家在通商口岸设立外资银行吸收存款。现在前往上海外滩,还能看到汇丰银行等多家外资银行的旧址。
汇丰银行旧址摄影/大军来源/图虫创意
另一方面是因为票号自身发展的滞后。票号本质上是私人金融机构。晚清,邮政、船运等银行业发展后,票号的业务大大萎缩。拿邮政发展来说,邮政信局开通后,也开始承担汇兑业务,这客观上分走了票商们的蛋糕。
雪上加霜的是,现代银行开始加入业务竞争。山西票号有五成以上的汇兑业务是公款汇兑。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着力组建户部银行。资料显示,1902-1908年间,票商的公款汇兑业务在六年间下降了八倍之多。其实,户部银行也曾想过与山西票号合作。1904年,户部银行组建之初,户部尚书曾向山西票号抛出橄榄枝,但遭到票号的坚决拒绝,不允许票庄经理入股。最后,户部银行转而与浙江绸缎商人入股筹办。后来,户部银行因人力财力不足,仍几次想与山西票号合作,但都无疾而终。户部银行作为官办银行,信用度更高,成立之后原本的公款汇兑业务自然也无需山西票号承担。
面对日薄西山的票号,部分开明票商也曾萌生改组的念头。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票号的大掌柜李宏龄曾邀请祁县、太谷、平遥的票号共同组建晋省汇业银行,但由于内部不团结,壁垒重重,这一计划也未能实施。
在山西票号承揽的业务中,公款汇兑业务是大头。清末随着流通货币的标准化,汇兑业务生意逐渐消亡。随着越来越多商业银行、钱庄、外资银行参与竞争,山西票号优势不再,新的金融机构以更高的存款利息,更灵活的信贷业务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优势,山西票号逐渐失去了长江沿线与沿海城市的业务。
19世纪真正的华尔街什么样?
这么看,平遥作为“中国的华尔街”主要是在19世纪。那么19世纪,真正的华尔街经济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美国自诞生起就与资本市场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1782年,独立战争结束,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受荷兰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英国跨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影响,美国自出生起就有强大的资本文化。18世纪末,美国曾尝试建立中央银行,但没有成功,华尔街主要还是由大型金融机构自主管理。跨入19世纪后,华尔街上充斥着渴望金钱的股票经纪人与经济公司。
19世纪的华尔街股票交易已经相当活跃,1817年,纽约证券和交易管理处成立。股票与资本推动了美国的开发,如修建运河。纽约州的克林顿市长致力于修建西北伊利运河,希望以此打通航运,给纽约带来更大繁荣。然而,当时修建运河并不是小数目,足足需要七百万美元。后来,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参与其中,使这一计划的实现成为可能。这是华尔街股票市场的一次初步尝试。1825年,伊利运河顺利完工。此后证券交易所又推动了美国国内铁路建设、石油勘探等多个项目。
再如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
北方银行家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大量发放战争债券,资本的力量对南北战争的
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战争使得华尔街成为资本市场融资的主要地点。
1884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889年《华尔街日报》开始创办,1890年后投资银行业务出现……到了19世纪末,华尔街在一系列金融创新中走向繁荣,它已不再是一条普通的街道。
再将目光放回中国。民国以后,平遥票号纷纷歇业,最早的日昇昌票号也于1932年歇业,改营钱庄。此时,随着大量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上海一跃而起,新的“中国华尔街”在上海滩悄然出现。
参考资料:
王治胜:《票号、官员与政府:华北社会的商业逻辑——以山西票商为例》,《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8年。
侯亚宁:《山西日升昌票号兴起原因探析》,《小品文选刊》,2017年。
王玉爱:《从日升昌票号兴衰看清代金融业发展》,《文史月刊》,2017年。
崔宇琛、王玉爱《日升昌票号的兴衰》,《人民周刊》,2017年。
纪录片《华尔街》,导演:李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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