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刺激的漂流活动，是现代人热衷的一项户外娱乐项目。其实古人也玩漂流，而且玩出了历史，玩出了文化，尤其在黄河和长江上游的河谷地带。古代的漂流神器主要有浮囊、皮筏、皮船三种类型，但它们并不是为了满足户外娱乐而产生的，而是古代先民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适应环境的历史产物。

浮囊、皮筏和皮船的起源甚早，在世界各地的历史进程中都留下了它们的身影。从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浮囊、皮筏和皮船同样是我国先民适应山高水险、环境复杂的高原河谷交通运输而采用的主要渡水工具，而且普遍运用于我国古代各民族的军事活动之中，成为军队涉水渡滩的必要军事装备。长久以来，这些渡水“神器”密切参与了中国边疆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在我国西北、西南、东北等边疆民族地区谱写了一段独特而光辉的历史篇章。

浑脱飞渡只须臾

清人孙髯翁《大观楼长联》历数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史，其中“元跨革囊”一句，反映的是这样一段史实：南宋末年，蒙古军采取南征大理，迂回包抄南宋的策略，蒙古汗蒙哥派其弟忽必烈率领分兵三路，直指云南。南宋宝祐元年（1253）秋，忽必烈亲率中路军，“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蒙古军依靠革囊这种渡河“神器”，迅速突破金沙天险，如同神兵天降，一路入丽江，平大理。

革囊渡河（1923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摄于丽江。来源于网络）

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这种被称为“革囊”的渡河神器是什么，包括很多学者也常常将革囊与皮筏、皮船混为一谈，这是大大的错误。革囊最常用的名字叫做“浮囊”或“浑脱”，另外还有皮囊、混沌、昆仑、皮馄饨等异名。浮囊在世界范围内的起源应该很早，而我国则晚至唐代中叶才出现明确的浮囊渡水记录。唐人李筌《太白阴经》卷四记载：“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缚其孔，缚于腋下，可以渡也。”这段话也透露了“浑脱”一名的由来，浑，作“全”或“圆”解，“浑脱”是指将牛皮或羊皮完整剥落的剥皮方法，以这种牛羊皮制作的渡水浮囊，故而习惯上也称为“浑脱”。至于混沌、昆仑、馄饨之名，与“浑脱”一音之转，由来相同。浮囊是指单个囊体，将牛羊皮头部、四肢及尾部的孔洞扎紧，船工向皮囊中吹气，牛羊皮囊膨胀如气垫，将之捆缚腰间，身体多赤裸，环抱或骑跨牛羊皮囊，下身浸泡水中，借之只身渡水。

明人李开先《塞上曲》诗云：“不用轻帆与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此句写出了浮囊轻便快捷的渡水特点。在古代，大凡遇到水流湍急、不易舟楫的河流，时常采用这种“革囊渡江”的方式。浮囊此物，在西北青海、陕、甘、宁，西南西藏、云南丽江，北部蒙古、山西等山地河谷地区，历史上均有广泛使用，留下不少历史记载。据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三《清帝土风诗序》记，清乾隆帝曾将“革囊”列入蒙古土风之一种，并作诗序云：“革囊，以革为之，用代筐筥罂盎，食用钜细，无所不纳。行汲或以贮水，涉川则挟之肘间，乱流以济，或谓之皮馄饨，盖俗呼也。”可见，浮囊不仅用于渡水，还有盛物、汲水等用途。

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内所见浮囊渡河图

唐代以来，浮囊成为重要的渡水装备，在军事上获得广泛运用。《太白阴经》卷四记有“济水具”一篇，分叙浮罂、枪筏、蒲筏、挟絙、浮囊五种军事渡水装备。杜佑《通典·兵典》也保存了相同的记录，这说明在我国唐代中叶，浮囊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军事渡水装备。宋神宗时，苏辙《请户部复三司诸案劄子》记载：“访闻河北道顷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宋人曾公亮编撰的军事典籍《武经总要》则抄录了唐人李筌《太白阴经》内的有关浮囊文字，并有精美配图。可见，浮囊在北宋军队内部的需求量甚大，出现了地方大量监造以专供部队的情况，其已成为部队涉滩渡水常用的军事装备。这应该是官方推广的结果。

军队以浮囊为“济渡之备”，这一传统后来为蒙元军队所延续。《元史·石抹按只传》记：“叙州守将横截江津，（蒙古）军不得渡，按只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与战。”这正与元跨革囊平大理相似，可见浮囊是蒙古军在山高水险的环境中作战必备的。1246年，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Piano Carpini，Giovanni de）出使蒙古，亲眼看见了蒙古军队使用浮囊渡河的情景，并在其《蒙古史》中留下如此生动的描述：

当他们行军遇到河流时，就以下面的方法渡河，即使河是宽阔的，也是如此。贵族们有一张圆形的轻皮，他们在这张皮周围的边上做成许多圈，以一根绳穿过这些圈，把绳抽紧，就做成一个皮袋。他们把衣服和其他物件放入皮袋，把袋口捆紧；把马鞍和其他硬的东西放在皮袋上面，人也坐在上面。渡河时，他们把皮袋系于马尾，派一个人在前面同马一起游水，以便牵着马前进。有的时候，他们有一对桨，他们就用桨把皮袋划到对岸，这样就渡过了河。用这种办法渡河时，他们把所有的马赶入水中，由一个人在最前面的一匹马旁边游水，牵着这匹马前进，其他的马都跟随着它。不论是狭窄的河还是宽阔的河，他们都用这种办法渡过去。较为贫穷的人有一个牢固地缝合起来的皮袋——这是每个人都需置备的——他们把衣服和他们携带的一切东西都放在这个皮袋里，把袋口捆紧，把皮袋挂在马尾上，按照上述方法渡河。（见〔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

今黄河上游的羊皮筏（来自网络）

清乾隆以后，浮囊也被广泛运用于黄河报汛工作，被称为“羊报”。兰州皋兰一带黄河沿岸设有两根铁柱，号称“将军”。铁柱上有刻度，是测定黄河水位的志桩。“将军”上的刻度水高一寸，河南的水头就高一丈。负责奏报黄河上游水情的水卒，身缚浸过油的羊皮袋，顺河而下，“腰系水签数十，至河南境，缘溜掷之，顺流如飞，瞬息千里”（张九钺《陶园诗集·洛中集·羊报行序》）。从甘肃兰州皋兰县一带至河南境，“羊报”快则七八天时间即达。水卒返回时则乘舟，要三个月方可到达。“羊报”应该是现代通信产生之前最快捷的消息传递方式。

此外，历史上的西南藏区还出现过以浑脱连缀搭建的浮桥。范铸《三省入藏程站纪》载：自龙树塘历阿墩子、多木，沿江行五十里至桥头，“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以牛皮缝浑脱数十只，竹索数十条以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荡激，掀播不宁”。此种浮桥，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也存在过，甚而可能是古代军队临时架桥渡河的常用方式，对当今军事上的浮桥搭建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俗语有“吹牛皮”，形容人夸夸其谈。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一俗语正是来源于与浮囊相关的西北方言：“皋兰城北黄河两岸经营此种生计者至多，弥望皆牛羊皮筏也。故彼地人不耐人夸口时，便曰：‘请你到黄河边上去罢！’谓吹牛皮也。”（《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史林杂识初编·吹牛拍马》）其实，羊皮囊远比牛皮囊运用广泛，那么为何形容夸口不言“吹羊皮”，而说“吹牛皮”呢？这可能是因为，羊皮囊体积小，吹起一张羊皮，人皆能之，算不得什么。但牛皮体积大，普通人要吹满牛皮非常吃力，多数时候需要凭借“火皮袋”（用山羊皮制成的皮风箱）进行传导才能完成。因此，将那些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形容为“吹牛皮”。顾颉刚先生这一推测很有道理。

羊皮筏子赛军舰

皮筏有时也被称为“浑脱”，但多数文献会将浑脱与皮筏区分开来。皮筏可谓是浮囊的发展，是由若干浮囊捆绑组合而成的渡河工具，囊体多为牛、羊皮囊，羊皮囊一般要去毛，充气；牛皮囊则有些充气而成，今多见者则是填充羊毛等浮泡之物在内，估计是牛皮不好吹吧。牛皮囊另有去毛、不去毛、毛在内、毛在外等多种类型。下水时，将鼓胀的牛羊皮囊捆绑在竹木排之上，囊体朝下，人或货物乘坐排上，即可渡河。羊皮筏子是皮筏的主要类型，最为常见。今天，皮筏仍旧广泛分布在西北黄河上游地区，西南如云南丽江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民国大型牛皮货筏运输情形（来自网络）

皮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吃水浅，利于复杂的河道航行；第二，不怕触礁，即便划破一两只皮袋也不妨正常航行；第三，制作简便，操作灵活，不需要专门的码头设施；第四，造价低廉，运输成本低，经济适用（见侯丕勋、刘再聪主编《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第五，速度高于畜力，且不需燃料；第六，运量大，多用于多人载客或货物运输。鲁人勇对皮筏的载重能力有过记录：大型牛皮货筏的皮囊需120个，水手10人，载重量大约20吨；大型羊皮货筏的皮囊需460个，水手8名，载重量大约15吨；第七，皮囊数目可根据运载量进行灵活组合，大中型皮筏尚可组合成更大的皮筏，随组随拆；第八，只能顺流而下，如果缺乏外力牵引，则不能逆流而上。故俗语有云：“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

民国时期，不少学人曾体验过皮筏子。1938年8月，顾颉刚曾乘坐23袋的小皮筏，“人坐行李上，不便转侧，波澜旁冲，裳履尽湿。平时每小时可行二十里，较骡车约速一倍”（《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史林杂识初编·吹牛拍马》）。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西北考察时，曾乘坐120个牛皮囊的大型皮筏子，其体验则极为惬意，“平稳宽舒，坐卧读书，皆甚相宜”，“筏上如张设帐幕，则立即可以布置成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十足的美好，而且随河水的流动，终日有千变万化的风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观赏”（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这完全不似小型羊皮筏的乘坐体验。

皮船（来自网络）

皮筏在古代有广泛运用，尤其是在军事和高原河谷货物运输方面。康熙十四年（1675）三藩之乱时，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与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军作战，双方均大规模使用皮筏。抗日战争时期，皮筏货运为抗击侵略者作出突出贡献，甚至赢得“羊皮筏子赛军舰”的美誉。1940年冬，甘肃省政府成立驿运管理处，将兰州皮筏编成“水上运输队”，承运国民党第八战区的军用物资，驻在绥西及宁夏的傅作义、马鸿逵、马鸿宾等部的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大部分是用皮筏从兰州下运。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日寇封锁入川陆路交通，国民政府急聘20多名筏子客入川，用羊皮筏子抢运军用物资，每个皮筏子用皮袋400多个，载重数十吨，成功缓解物资匮乏，在重庆轰动一时。

淼淼长江水，皮船一勺登

“淼淼长江水，皮船一勺登”是清人和瑛的诗句，反映了皮船一直是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渡水工具。皮船又名革船、皮舟，今天能见到的实物，主要是分布于川西、藏东高原横断纵列河谷地带的牛皮船，多为牦牛皮制成，西藏的皮船为长方形，如同鞋子，大者可坐十多个人，或装运上千斤货物。川西金川一带的皮船则以圆形为主，形如僧钵，仅能运载一二人。

以往研究常常混淆历史文献里记载的皮船与皮筏。关于皮船的形制，宋人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一《济水》早有记载：“皮船者，以生牛马皮，以竹木缘之，如箱形。火干之，浮于水。一皮船可胜一人，两皮合缝能胜三人，以竹系木助之，可胜十余也。”清人李心衡《金川琐记》卷二记录最详：“（浑脱）不若金川之皮船，工省用溥，其制尤巧，用极坚树枝作骨，蒙以牛革，形圆如桮棬。一人持桨，中可坐四五人，顺流而下，疾于奔马，顷刻达百里。”其中提到的“形圆”皮船，与今天四川阿坝州的圆形牛皮船的形制完全一致。皮船与皮筏的形制迥然有别，其材质多为牛皮或马皮，今以牛皮多见。其呈长方形或圆形、椭圆形，内以木棒或粗柳条作骨架，用整张的牛皮或马皮蒙在上面，包裹船体，缝制而成。人或货物坐放于船体内，没有气囊，因而这个牛皮不是用来“吹”的，而是缝制出来的。皮船下水后，在激流中上下起伏，不惧礁石碰撞，轻巧灵活，河道深浅皆可划行，是横渡江河的绝佳工具。

我国历史上关于皮船的记载悠久且丰富，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且遍及各地，而川西、藏东等地的皮船历史记录尤为多见。唐人樊绰《蛮书》卷一载：“从目集驿至河子镇七十里，泸江乘皮船，渡泸水。”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巂州·西泸县》：泸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胜七八人。”《旧唐书·东女国传》：“其王所居为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清人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三《牛皮船》云：“西番一带，山峦陡险，溪流湍悍，舡不得施，土人有用牛皮为船者。……牛皮为船，由来久矣，皆出于番俗也。”以上史料与今天羌藏地区牛皮船的情形吻合，应该就是这种“不带囊”的牛皮船。白居易《蛮子朝》诗云：“泛皮船兮渡绳桥，来自雟州道路遥。”此句已将“皮船”升华为唐代西南民族的文化符号，这是西南地区“皮船”流行的有力证明。需要说明的是，早期北方民族也使用皮船。《隋书·室韦传》记：室韦“渡水则束薪为筏，或以皮为舟者。”清代“墨尔根察边者”民族（今鄂伦春族）使用一种名叫“扎哈”的皮船，多以犴皮、鹿皮、马皮制作（见张敏杰《猎民绝艺：鄂伦春族狍皮制作技艺》），其形制与藏区的牛皮船极为相似。鄂伦春族的“扎哈”皮船，应该具有匈奴、室韦、鲜卑等早期北方民族使用的“马革船”“皮舟”的延续性，正是此种以皮革缝制船体、不带气囊的皮船。

布拉达宫壁画所见皮船运输石料图（来自网络）

据史料记载，皮船在东汉时期已运用于军事活动之中。《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东汉永平八年（65）秋，北匈奴派出的二千骑兵，欲从朔方（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一带）渡黄河，“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因东汉已有防备，方才罢去。《后汉书·邓寇列传》又记：东汉章和二年（88）春，护羌校尉邓训于今青海贵德一带击羌人首领迷唐，“（邓）训乃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晋书·慕容垂载记》记：“遂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余艘，载疑兵列杖，溯流而上。”清乾隆朝第二次金川之役时，当地民族所建军事据点，“靠山临河，占尽地势，惟西山脚壁立水中，贼度官兵必不能往”，定西将军阿桂派兵乘皮船百余只，乘夜潜渡西山脚下，攀援而上，最终攻克美诺寨（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三十九）。

皮船在高原河谷条件下的交通运输方面也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清末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奏报，川藏之间的茶叶贸易，“过渡向用皮船”，但“每次只能运茶一二驮，且河水汹涌，失事堪虞”，因此曾委员从内地雇佣工匠造木船代替，以方便商运，但最终未能实现（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另据布达拉宫壁画反映，1690年修建布达拉宫红宫时，大量石材运输也是用皮船完成的。

总言之，浮囊、皮筏和皮船是三种不同的渡水皮具，其轻巧便捷，多适应山高水险，水流湍急的高原河谷环境，此类地区内的畜牧业发达、木材稀缺则是上述渡水皮具产生和使用的可能条件。历史时期，三种渡水皮具分布均较为广泛：浮囊、皮筏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黄河上游地区，西南高原山谷地区也有零星分布；皮船则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以及北方狩猎渔猎民族地区。浮囊、皮筏和皮船还是我国古代军队涉水渡滩的常用军事装备，在古代军事史上运用颇为广泛，而且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物资运输、经济贸易和水情预报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