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的青铜大方鼎，因其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被称为后母戊鼎。大鼎通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832.84千克，是商代最大的青铜器，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出。后母戊鼎腹部和四足饰兽面纹，双耳饰浮雕虎食人首，纹饰繁缛，体现了商代后期高等级贵族祭祀礼仪的隆重，见证了中国青铜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

后母戊鼎系河南安阳村民在武官村挖地时意外发现，出土地位于殷墟王陵区内，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该区域清理商代后期墓葬，其中墓葬84AWBM260或为后母戊鼎出土地，该墓葬是典型的带有墓道和大型椁室的高等级贵族墓（《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根据后母戊鼎的器型、纹饰、铭文和铸造工艺特征，其年代在殷墟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期，“母戊”为商王武丁的三位配偶之一，庙号称“戊”，大鼎系其儿子祖庚或祖甲所作。

商王盘庚将商朝首都迁于殷，史称“盘庚迁殷”。《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墟在今河南安阳，自“盘庚迁殷”至商代灭亡，这里一直是商后母戊鼎朝的国都。一般来说，将“盘庚迁殷”作为商代前期和商代后期的分界线，殷墟是商代后期的政治中心。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开展了十五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后期的重要遗物和遗迹。

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出土后不久，为躲避侵华日军搜寻，复埋藏于地下。1946年大鼎再次出土，先后收藏于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南京博物院。1958年，后母戊鼎被调入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作为“中国通史陈列”的重要展品，称名为“司母戊鼎”。作为一件写进中学历史书里的国宝，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对它的另一个名字——“司母戊鼎”更为熟悉。国之重宝缘何“改姓”？这背后经历了怎样的学术争鸣？

自大鼎出土之日起，围绕其称名问题，各家颇有著述，至今争讼不断。商代卜辞和金文书体较为自由，从字形上看，和本来是同一个字，二者经过轴对称变换，字形互为镜像。殷墟妇好墓所出之青铜方尊和圆尊上的“后”或“司”即一正一反。春秋时期的叔夷铭文中，记载成汤伐夏后，便将“后”反写作“司”。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存在数十例正反通用的“司”“后”。春秋以前，“司”“后”二字一般以同样的字形出现。

诸家对于“司”“后”在字形上的联系基本达成共识，唯在字意解读上分歧较大。因此，迄今为止对大鼎名称的争议主要围绕于“后母戊鼎”和“司母戊鼎”之间。

主张“司母戊鼎”的说法出现较早。1946年张凤先生首次提出“司母戊鼎”释读方案（《中央日报》1946年11月17日），之后传说由郭沫若先生定名为“司母戊鼎”并就此沿用，但未见具体说明。主“司”学者之主张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

后母戊鼎铭文拓片

一、职司说。释为“司”。形如农具之耜或纺织器具之机杼，作司长、掌管、经营意，许慎《说文》：“司，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商卜辞中有例为证，“王其令我火司我工……火协王事”，“司”作管理意。商卜辞中的“司工”这一职司掌管建筑房屋工程之职，到了西周称为“司空”。商王的诸位法定配偶参与王室事务，执掌祭祀、军事、农业活动，可称为“司某”。

二、祭祀说。是“祀”的简化。司即祠，通“祀”（于省吾《司母戊鼎的铸造和年代问题》）。《尔雅·释诂下》：“祠，祭也。”在“司母戊”中作为动词存在，“司母戊”意为祭祀母亲戊。从甲骨文字形构造上看，字从，从。是诸如碗、盆、钵、盂之类的盛食器的象形字。为倒着写的“匕”，“匕”指柶，类似勺子，用来舀取食物。和的组合成，无论是还是，都是“司”字，会意为把食物进献给神，意为祭祀。

三、王之配偶说。张亚初先生提出假“司”为“妃”，释为“妃母戊”，从古文字音韵原理上看，司为之部字，妃为微部字，之微二字往往可以通转，从辞例上看亦通顺，所以“司”应读“妃”，训为匹配、佳偶，为君王配偶的通称，可理解为配偶、夫人、妻子。

四、嗣母说。假“司”为“嗣”，“司母”即“嗣母”，表示法定王位继承人之母。《说文》：“嗣，诸侯嗣国也，从册从口，司声。”尹盛平先生指出“司”乃“嗣”之初文，唐兰先生亦释“帝司”为“帝嗣”。“嗣母”特指“王储生母”，也就是王位继承人的生母，类似今天所说的“皇太后”。“司（嗣）母”是法定王位继承人继位之前对已逝生母的亲称，“戊”为庙号，“司（嗣）母戊”表示该鼎为献给庙号为“戊”的、身为王位继承人的母亲的祭器。而非王位继承人的母亲则不能享有“嗣母”之称谓。商王武丁有三位法定配偶——“妣戊”“妣辛”和“妣癸”，她们是有权使用“司母”即“嗣母”称谓的。

五、尊长说。裘锡圭先生认为“司”“后”虽然由一字分化而来，但含义不同，应将“司母（女）”合为“㚸”，指女子之尊长（《说㚸》，《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卷）。

六、司氏女性说。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将“司母戊”中的“司母”合释为“㚸”，“司母（㚸）戊”指出身于司氏族的、名为“戊”的女性（《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

至于“后母戊鼎”之说，则最早由台湾学者金祥恒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次提出，认为“后”“司”本一字，本字是“后”，假借为“司”（《释后》，《中国文字》第十册）。丁骕先生指出商王武丁时期“司”“后”二形均是“后”字，祖甲时期“后”仍写为“后”，但是可以表示“司”即祭祀，祖甲以后的“后”字则一律写为“司”（《说后》，《中国文字》第三十一册）。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妇好墓，出土的铜器中，有两件大方鼎铸有“母辛”铭文，经过考证，“母戊鼎”的“戊”和“母辛”的“辛”，都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即王后，从此，“后母戊鼎”说的影响逐渐扩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国家博物馆部分学者开始以“后母戊鼎”介绍这件大鼎，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后重新开馆，后母戊鼎在专题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出，标志着大鼎出土七十馀年之后，首次以“后母戊鼎”之名亮相，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播发的文物新闻中，首次在官方媒体层面称之为“后母戊鼎”，多家报纸也刊载大鼎改名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司”“后”的论证一度成为研究热点。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孙机先生做客中央电视台《吾家吾国》栏目时，再次就“是后不是司”做出解释。

纵观诸家，有学者基于“王后说”“君后说”支持大鼎改名为“后母戊鼎”，将大鼎铭文释为“后母戊”或“姤戊”。在殷商文字中，“后”指时任王的配偶或者父王的配偶。《说文》云：“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发号者，君后也。”《礼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后。”《左传·哀公元年》称夏帝相的妃子为后缗。李学勤先生注意到殷墟卜辞中屡见“后某”的称谓，如商王武丁的三位配偶后戊、后己、后辛，这里的“后”指的是她们王后的身份（《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

商代铜器若只有几个字铭文，同一个字的偏旁常见错落分布，甚至相隔一段距离，因而有学者释“后母戊”为“姤戊”。“后”字加女字旁作“姤”，是女性后的专字，大鼎铭文应释为“姤戊”，后本来是执掌国事的男性君主的称号，后变为管理国家事务的女性贵族的称号，进而转化为时王或父王配偶的专称，引申为皇后。有观点认为的“姤”专指时任君主之法定配偶（朱凤瀚《论卜辞与金文中的“后”》）。也有学者认为“后母”二字合为商王后之尊称，西周以后才隶定为“姤”，作为“后”之异体（刘义峰《甲骨文与金文中的“后母”》）。

主“后”与主“司”派之间进行了长期交锋。主“司”派对“后”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司”“后”形同义不同。单凭许慎《说文》“司，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不足以确证二者同义，许慎解字时未能溯源甲骨文和金文，而以战国和秦汉文字为依据，造成了“从反后”讹误。二是“后”是“毓”的古字，“毓”，本指生育，引申为先公先王或者后。三是“后”用来指君王和诸侯，而非王后，商代无后制，君王之配偶直到周代才被称为“后”，周以前称“妃”。而且，如果将“后”作“王后”解，甲骨辞例多有不通，如“后父”“后羌”等。

主“后”派近年来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主“司”派的主张也进行了反驳：一是指出“司”“后”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字，若将“司”解读为某职司，则与贵为商王配偶的“戊”身份明显不符，大鼎的主人不可能仅是一位办事人员。二是“毓”“后”本同源，后来发生分化，“后”用以称呼君王或地位崇高之人，“毓”则指向世代的先后之后和生育等意思，“毓”“后”二字可以两存，并行不悖（孙机《关于“后母戊鼎”的定名问题》，《中国文物报》2016年9月13日）。三是若以“司”为法定王位继承人，以“司母”为法定王位继承人母亲之称，则无法解释商王武丁祭祀其另外一位配偶妇好时称其为“司辛”，也无法解释武丁卜辞中的“司戊”“司癸”等名号（张桂光《“母后戊”及其他》）。

鼎是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后母戊鼎作为国之重器，承载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已经成为典型的文化符号，因此，它的名称择用须慎之又慎。目前，学界对于称“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皆可备一说，在掌握更加确凿的古文字学证据之前，应该鼓励学术争鸣，尊重古文字学研究及其发展的规律，让真理越辩越明。

（文/刘锴云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