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种类众多，但如果非要从中挑选一种最厉害的，恐怕非弓箭莫属，正所谓“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所谓“寸铁”，指的就是弓箭的箭头，学名叫“箭镞”。在军事之外，人们还习惯用弓箭象征阴谋诡计或其他难以预料的事情，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因为箭射出的速度太快了，且在一定距离内难以感受到它的存在，等人感受到，基本上为时已晚。

影视剧中郭靖反手拉弓，一箭双雕。来源/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截图

弓箭文化的碰撞

弓箭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从现存考古发掘成果看，考古人员在距今2.8万年前的峙峪遗址（位于山西朔州）发现了已知最早的箭镞。而在人类文明起源地两河流域的浮雕或其他遗迹中，更能频繁见到弓箭的身影。有学者推测，弓箭的发明与人们观察到乌鸦等鸟类通过踩握具有弹性的树枝来获得惯性力以便起飞有关，此说颇具争议，但无可否认，弓箭对弓弦弹性的要求极高。

中国古人对弓箭的作用颇为重视，先秦时期，古人不但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备的弓箭制作和使用体系，还赋予弓箭军事以外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弓箭文化”。战国初期撰著的《考工记》，对弓箭的制作进行了详细介绍，如制作弓箭所需材料为干、角、筋、胶、丝、漆。这六种材料的拣选和拼接不是一次性完成，还要按照季节变化的特点分别制作，最后再逐步连成一体。据研究，制作完成一张弓，最少也要花费三年时间。当然，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和现实的需要，弓箭制作的时间不一定都要花这么久，但我们也可看出弓箭制作需要一定门槛，绝非用橡皮筋缠住树枝便可完成。

商代黄玉箭镞。来源/故宫博物院

由于弓箭制作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且耗费巨大，弓箭也和青铜器等器物一样，成为象征特权的工具。如周礼中的“嘉礼”，便对弓箭的使用进行了详细规定。先秦以降，流传于社会上的“六艺”，即包括了“射”这一内容，是中国先秦贵族的必修课。崛起于伊朗高原的阿黑门尼德家族建立波斯帝国后，在教育贵族上也讲究“骑马、射箭和说真话”。在东西方世界，弓箭这种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已经成为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垄断性资源。

先秦时期的中原统治者绞尽脑汁要把弓箭的使用和制作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但他们很快就遭遇了游牧文明的挑战，弓箭的使用也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虽然没有中原地区那么精湛的制箭技术，但他们从兽类身上取材，弓箭使用也相当普遍，还练就了一边骑马快速奔驰，一边不断射出箭矢命中目标的技艺。靠近游牧文明区的赵国因此吃了不少亏，战车上的弓箭手和步兵无法有效反制疾驰的游牧骑士，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赵武灵王痛定思痛，决定抛弃传统的战车使用，效法游牧民轻装上阵的作战方式来提升战斗力。经此革新，赵国的骑兵集团迅速在七国争霸中脱颖而出，并影响到了尚在探索强国之道的秦国。

影视剧中的赵国弓箭手。来源/电影《墨攻》截图

刘邦击败项羽、定鼎中原后，来自北方游牧文明的威胁更强烈了。此时，北方的草原地带已暂时摆脱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出现了庞大的军事集团。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平时牧马放羊，需要弓箭护身或驾驭畜群，这种生活所需决定了匈奴人必须相当熟悉弓箭的使用，还得是一边骑马一边灵活使用。因此，中原地区刚刚从战乱中喘过气来，匈奴已经是“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匈奴人在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弓箭，为其在军事上压制中原奠定了基础。刘邦深陷白登之围，便是匈奴骑士集群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抄的杰作。即便后来汉代进入文景之治，晁错在谈及北部边防的局势时，仍心有余悸地奏明：“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指西汉）之骑弗与也。”

不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匈奴人把弓箭用得天花乱坠，也未尝没有破解的办法。例如，匈奴人虽擅于骑射，但他们不善短兵相接，一旦对手装备厚甲利刃，近距离进攻，那么匈奴人便会祭出“远遁”的招数。因此，每当汉代集结重兵打算痛击深入中原的匈奴骑兵，对方就会一溜烟地返回大漠深处。

弓箭对匈奴人日常活动的塑造，使他们习惯了与对手保持一定距离的反复拉扯，等到对方力量耗尽再全线出击，捞取战利品。可汉武帝时期的西汉不但组建起骑兵集团，训练他们掌握了近战冲击的战术，还多次深入大漠，一边寻找匈奴主力决战，一边伺机捣毁对方巢穴，掠取或杀光他们的畜群。

匈奴人在漠北之战中被数以十万计的汉军骑兵集团重创，被迫西遁，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也因汉军的反复打击出现分裂。汉武帝时期对匈奴作战的成功证明了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并非战场致胜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个道理，还将在蒙古征伐欧亚大陆的历史中被证明。

中原王朝有多重视弓箭？

秦汉以后，中国进入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游牧民族在骑射方面的特点被中原地区吸收；反过来，农耕文明地区制造弓箭的技术也传给了前者。有一统天下志向的南北枭雄都致力于在军队内部推广弓箭，如北魏的骑兵集团基本延续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的优势，而南朝虽然缺少骑兵，但在步兵作战或车战中也积极引入弓箭，如风云一时的北府兵军阵便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弓弩手，以应对北朝骑兵的突击。

到了唐代，弓箭的热度不减，被正式列为王朝选拔军事人才的重点考核内容。如武则天时期开创武举，在武举考核的九门科目中，有五门都属于射箭范畴，分别为马射、步射、平射、筒射与长垛。弓箭此时也经历了专门化，分为用于步战的长弓、用于骑战的角弓以及狩猎所用的稍弓等。武举考察弓箭，既是在考验参选者是否具备拉弓的气力，也是在考察其能否在不同状态下保证击中目标的精准度。不过，唐代武举虽然重视弓箭使用，但在实际作战中并未完全依赖这种武器。如在野战中，唐军官兵仍需时刻做好在箭矢用完后提枪拔刀格斗的思想准备。

三国魏青铜弩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唐亡后，在东北崛起的契丹借中原军阀混战从石敬瑭手中谋得燕云十四州（原为“十六州”，后周收复两州）的“渔翁之利”，这给五代之后完成局部统一的北宋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契丹骑兵强盛，宋人自己要供养骑兵所需的优良马场却大部分被契丹吞并。在北宋建立初期与辽的争锋中，宋虽然阶段性胜利不少，但每到关键性会战便掉链子，乃至全军溃败，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契丹骑兵集团机动性强、支援快，且契丹人也擅长弓马，每个契丹人都有四张弓，外带四百支箭矢。

《射骑图》。作者/（五代）李赞华（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相比之下，宋军无论在骑兵数量还是弓箭使用上都同对方存在一定差距，结果损失惨重。在宋军几乎要取胜的高粱河之战中，耶律休哥统援兵及时赶到战场，与困守燕京的辽军里应外合，反制宋军。面对一边从两翼包抄而来的敌人，一边呼啸而来的箭雨，宋太宗赵光义即便心有不甘，也只能仓皇撤退，但仍被箭矢射中大腿，疼痛到无法骑马，只能靠驴车搭载南奔。

北宋初期对辽作战的反复失利，促使北宋统治者在弓弩的使用上狠下功夫，东京开封设置了专门制作弓箭的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宋廷定期派专人来检查弓箭的制作情况，防止偷工减料。《宋史·兵志》中也明确要求禁军将精力分为十分，二分学弓，六分学弩，剩下两分才去学枪牌。北宋偏向防御性的国策在武器训练使用上便可看出端倪。但这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制衡契丹骑兵的最有效武器，也只有弓弩（火药此时虽已产生，尚被用作燃烧性武器，未演化为成熟的火枪等）。宋人使用的最好的弓是神臂弓，弩是床子弩。在这里，还得适当解释下弓弩的联系与区别，二者原理近似，但弩比弓的优势更大：第一是使用上简便，省力且好固定箭矢；第二是精准度更高；第三是射得更远，如神臂弓最远能射372米左右，而床子弩的射距能达500米。床子弩一般会装配多支弓，以实现火力最大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北宋真宗即位不久，辽萧太后就兴兵南犯，河北地区的宋军虽然打得被动，大多表现为据城死守，弓弩却给辽军带来不小的杀伤，就连辽军高级指挥官也未能幸免。如辽大将萧挞凛在攻打宋军据守的涿州时被弓弩打伤了一次，辽驸马萧勤德也被宋军弓弩击中。萧挞凛不吸取教训，继续挥军南下，试图袭取开封，结果在途中被宋人床子弩击杀。辽统治层大受震撼，不得不收敛野心寻求和谈，“澶渊之盟”由此促成。

北宋在弓弩的使用上尝到了甜头，但他们并未继续花精力维持这一优势，而是随着宋辽和议的实现而日益松懈，表现在弓弩制作方面便是“筋胶不固”，说白了就是弓弦和弓身容易脱节。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只知道滥竽充数，负责核检武器质量的官员也应付了事。北宋仁宗时期，出现了宋军弓箭手射不穿西夏人铁甲的窘状，至于精准度这些更是无从谈起。西夏在弓箭的配备和使用上则一度赶超西北地区的宋军。史料记载，西夏正规军团练使以上每人装备弓一张、箭五百，刺史以下每人也能拥有箭三百支。在实际作战中，宋军十分忌惮西夏步弓手，称其“挽强注射，锋不可当”。

另外，由于宋军长期偏重弓弩手训练，导致宋军枪牌使用比重极低，底层士兵不敢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硬碰硬的野战，多选择退到堡垒死守。结果，熟悉地形的西夏人趁机切断了通向堡垒的水源，又截断了宋军退路，堡垒里的宋军只能缴械投降。此后王安石变法，设立军器监加强对武器制造的核验，才部分扭转了颓势。

北宋覆亡后，南宋延续了神臂弓和床子弩等武器的使用，在局部战场取得上风，如金将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在陕南富平击败了西北宋军主力后长驱直入，试图占领四川，结果在和尚原被吴玠指挥的宋军弓弩手居高临下反制，史载战场上“劲弓强弩，分番迭射……连发不绝，繁如雨注”。金军虽然攻势凶猛，也未能冲破层层箭雨。此后金军试图绕过这一要隘，又被宋军弓弩手打回，引得完颜宗弼感慨：“见宋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

南宋靠弓弩稳住了四川的战局，间接保住了半壁江山。在这之后不到百年，蒙古人又靠骑射驰骋欧亚大陆。蒙古人对弓箭的使用和匈奴人近似，都对骑射有极高的要求。不同的是，蒙古人在装备弓箭上多了些讲究。蒙古骑手一般装备两把弓，各配箭矢三十支。两把弓所用的箭矢不同，前者重量偏轻，但箭头细，用于远程射击，另一张弓所用箭矢的箭头较宽大，箭身偏短，用于距离较近时射出。蒙古骑手在进攻时会从敌方两翼包抄过去，一边迂回一边射箭，等到箭矢用尽或对方阵脚崩溃，自己再挥刀闯入。

《寒原猎骑图》（局部）。作者/（元）佚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蒙古人凭此便能征服欧亚大陆。在征伐四方的过程中，蒙古军事集团不断汲取周边文明的长处，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忽必烈伐宋时领会到了神臂弓的优势，命令宋降将王青主持批量生产列装。金人对火药和投石机的使用、宋人的战船制造等都被忽必烈吸收并在内部推广。然而，元代立国后，为了维护蒙古传统军事贵族的利益，统治者继续突出骑射的作用，而对他们如何学习敌人优势的过往只字不提了。

弓箭的高光时刻与退场

明清时期，火药的大量运用使火铳与火炮开始挑战甚至取代弓箭在古代战场中的地位。明军在朝鲜和辽东战场大量使用火铳手和由葡萄牙传入的火炮，收效很大。与此同时，西欧世界对弓箭的使用也达到巅峰，继而衰落下去。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国的弓箭手会使用一种五英尺长（约1.8米左右）的紫衫木弓，这种长弓每分钟能连发10-12枚长1码、射程200码的箭矢。法国的封建主装备厚甲，试图以集团冲锋的方式打垮英国弓箭手，结果反被射得人仰马翻，后队被前队牵绊，搅合成一片。英法百年战争中规模较大的几次会战，如普瓦提埃、克莱西和阿金库尔会战，均以英国弓箭手集群行动大获全胜告终。法国骑兵则因难以冲破英国箭雨，逐渐被时代淘汰。此后法国人吸取教训，转而发展炮兵部队，才实现了对英国弓箭手的有力压制，并以此收复了北部失地。在这之后，连英国人自己都抛弃了弓箭，使其变成乡绅贵族内部一种纯粹的体育活动。人类历史已进入热兵器争雄的“火药时代”。

明清易代战争中，后金或清代习惯强调自己在骑射方面的优势，如萨尔浒之战中女真人便以弓箭侥幸击败了装备火铳的明军，不过，这一次明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兵力分散，又遇下雨多雾的恶劣天气，影响了火器的发挥，并非火器不如弓箭。

明代红夷型火炮。来源/中国人民军事革命博物馆

在努尔哈赤进攻宁远的战役中，后金军便被明军的“红夷”大炮狠狠上了一课。此后皇太极即位，积极引进明军火炮技术，并有意识收编降人，组建了汉军八旗，命其为步骑兵进攻时提供火力掩护。在大凌河战役和最关键的松锦之战中，清军（皇太极此时已改国号金为清）都利用火炮实现了对明军的火力压制，连明将祖大寿都感到不可思议，继而丧失守城信心。

清铁镞弩弓箭。来源/故宫博物院

清军在热兵器使用上尝到了好处，在入关以及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中均大量使用火炮，并取得不俗成绩。但是和元代统治者用心相似，康熙及其之后清代皇帝很少谈火炮与火铳对其立国的巨大作用，而仍选择弘扬“国语骑射传统”。如雍正帝称“本朝开国以来，骑射精熟，历代罕有伦比”。乾隆帝称“我国家世敦淳朴，所重在国书骑射，凡我子孙，自当恪守”。面对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向其展示连珠枪、榴弹炮和军舰模型等新式武器，乾隆帝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嘉庆帝也称“我满洲根本，骑射为先”。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乾隆皇帝射猎图》轴，作者/郎世宁等，来源/故宫博物院

清代君主这么做，未必是真的把弓箭当作战场上的决胜武器，而是希图以此来抵制汉化，以免丧失其文化特性。除此之外，也能防止火器技术被汉人熟知，从而威胁其统治。但从实际效果看，清代皇帝对弓箭文化的刻意坚守不但未能让其命数维持千秋万代，反而错过了在枪炮使用上取得革命性飞跃的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9月。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9月。

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9月。

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

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周纬：《中国兵器史》，北京：应急管理出版社，2019年8月。

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陈新华：《中国古代射箭史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