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体地说，这些暗中工作着的文化斗士们为他们眼中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欢呼呐喊，因为这一双向运动使得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矛头从美国转向了苏联。就左翼而言，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渐生不满，激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远离了公共讨论，而在理论上他们也开始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分道扬镳。至于右翼，随着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机会主义者在媒体上高调地发起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造谣诽谤运动，他们也荣获“新哲学家”和“新右翼”知识分子的称号。
当世界各地的特工组织开始把魔掌伸向推翻民选领导人、为法西斯独裁者提供情报和资助以及支持右翼敢死队等活动时，巴黎知识界的特工分队则收集起了资料，以了解理论界的“右转”将如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受益。战后，左倾知识分子公开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作为一位直言不讳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作为《解放报》（Libération）的创办者而地位显赫，在媒体上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萨特揭露了当时中情局安排在巴黎的办公人员及大量秘密行动，这一切都被中情局密切监视着，并被视为眼中钉。
与之相对，日渐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所营造出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氛围，转移了对中情局发动的这场肮脏战争的公共监管，并为其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包括使得“知识精英们难以动员起来，以表达对美国在中美洲所施行政策的强而有力的反对，”格雷格·加尔丁（Greg Grandin），这位拉丁美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其著作《最后的殖民地大屠杀》（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中将这一情形完美地概括了出来，“除了由于插手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973年的智利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萨尔瓦多与尼加拉瓜等国的事务，从而招致灾难性且致命的损失外，美国暗中为这些恐怖国家残忍的平叛行动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物质及精神支持。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却又保证了，无论上述这段卑劣的历史有多么明显、彻底且罪孽深重，都无法动摇世人观念的根基，即认为美国在保卫所谓民主方面具备典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