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潜伏着的情报官僚们对新一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等人对“最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圈”［”the last clique of Communist savants”，按匿名特工所说，由萨特、巴特、拉康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组成］不间断的攻讦，表露出极大的赞许和支持。考虑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在年轻时的左倾思想，他们给出了一套完美的话语模式，为的是建构一种把个人政治抱负同时代潮流结合起来的虚伪说辞，仿佛个人生活和历史都不过是“成长过程”的简单组成，同时他们还认为平等社会的深刻转型从个人层面和历史层面上讲，都已是属于过去的事物。这一自诩全知全能的失败主义不仅致力于诋毁新兴的，尤其是青年人发动的社会运动，而且也错把反革命镇压的部分成果当作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