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导左翼理论右转：
“后马克思主义”如何清扫左翼的影响力
就算没有这批反动知识分子那么反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家们也参与造就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平等主义变革幻灭，脱离社会动员以及缺乏激进政治的“批判探索”。这对理解中情局的总体策略，及其如何通过其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举措瓦解欧洲及各地的文化左翼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意识到不可能完全摧毁文化左翼之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特工组织开始谋求把坚定地反资本主义并提倡政治变革的激进左翼，与较少公开批评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中间偏左群体分离开来。实际上，如桑德斯所详细论证的，中情局战后一直紧随麦卡锡所把持的国会，为的是能直接一直支持并促进某些“左翼计划”，以驱使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远离坚定的平等主义左翼份子。在分裂及诋毁后者时，中情局还致力于粉碎普遍意义上的一切左翼，只留下中间偏左的保守群体，赋予其最低限度的权力及公共支持（中左势力仍可能遭到抹黑，这是由于中情局与右翼政治势力相互勾结所造成的：他们将继续折磨当今早已体制化了的左翼政党）。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明白中情局所热衷的偷梁换柱式叙事，以及他们对“改良马克思主义者”的赏识，这是贯穿在这份关于法国理论的中情局报告始终的主题。“在摧毁马克思主义方面更具影响力的，”匿名特工们写道，“是那些起初深信马克思主义可以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但最终却对这一理论传统加以反思批判甚至拒斥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着重提到了年鉴史学和结构主义学派，尤其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福柯对“扫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所发挥的影响。被称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福柯提醒哲学家们，所谓“血的教训”正是“源自18世纪启蒙运动和革命年代理性主义者们所主张的社会理论”，这被认为是对新右翼知识分子的褒扬而为福柯本人赢得喝彩。或许，把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影响概括成单一的立场主张会有失偏颇，但福柯反对革命的左翼主张，以及他认为古拉格式劳改营将一直存续（即声称，旨在推进更深层次社会文化变革的过度激进运动，将只能使得最危险的传统复苏）的观点，恰好完美契合了中情局在哲学战线上的总体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