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从徐悲鸿事后的一段题词获得印证：
一九三八年初秋，大千由桂林挟吾画董源巨帧去。一九四四年，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为重，不计名字也。
我们不妨看看徐悲鸿对收藏古画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可以说，徐悲鸿是个艺术家、教育家，他心地单纯，好恶分明，为人诚实。他不是交易里手，更不是文物收藏家。他的收藏完全有别于商品性的交易。他不善理财，没有经济意识，不懂升值贬值概念，纯粹凭着艺术品格高低行事，只要他认为是好画，为免于流失国外，决不还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宁可借债也不为惜。他经常看到好东西，情不自禁叫出好来，这样一来价码就下不来了，他不能隐藏自己的感情。
有人劝徐悲鸿克制点，他无可奈何笑笑，亲人埋怨他因此被人耍了高价。徐悲鸿真切地做了如下解释：“当一张好画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怎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呢？我是一个画家，对真正的好画不能不激动，不能无动于衷……”
徐悲鸿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他的家人后代，虽然悲鸿生前对自己喜爱的作品，也题上“静文爱妻存”，事实证明那只是一种保护手段，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1953年徐悲鸿一去世，廖静文即将家中的钥匙交给文化部，请人去清点作品收藏，全部捐国家（悲鸿个人的作品和所有的收藏），当然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
而王己千生活在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因此在文物拍卖交易市场上，他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磨炼了他在这方面的聪明才能。他有眼力，能鉴别，更具占有欲，他爱名更要利。他能见机行事，施展他在拍卖市场上买与卖的能量，以及设计他的收藏部署。临死都处在为自己的收藏而不安和牵挂中。
目前他的子女为遗产对簿公堂，输赢也罢，对王己千来说是福是忧难以定断。而舆论界所关心的是王己千生前写的那两页遗嘱尚未公开，看看这位大收藏家是站在何等高度上为自己的后人留下的嘱托吧。同时人们不能不去思索，王己千遗留给社会的意义将有多大，恐怕那也是一时难以弄得清楚的，而且也是值得琢磨的。
徐悲鸿1938年至1941年间的经历
一位历史人物，被后人研究分析，以及站在个人认识的角度提出反、正多面的评价，是理所应当，那将使研究对象更接近真实，富有立体，鲜活而生动。
《美术》杂志2013年第5期上，刊登了华天雪一篇《此行有多远——徐悲鸿最后一次出游南洋考》。文中充满了疑惑，甚至说：“令人推断他（指徐悲鸿）或许有逃离念头!”“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真是无法预知，徐悲鸿此行到底会走多远多久?……更不知他能否再回中国。”
文中一再提到1939年1月4日徐悲鸿给女儿信说去南洋卖画募捐，两个月后定能返重庆，其实徐悲鸿是1942年1月经由新加坡赴美梦碎后才返国的……
1987年10月4日，台湾《中国时报》第八版，由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供稿，以《雪泥——徐悲鸿给林语堂九封信》为题，全版刊登了1938年9月15日第一封和1941年3月开始到l941年11月17日徐悲鸿由新加坡给在美国的林语堂的八封信。全部内容为赴美办展事项。
《中国时报》在刊前序言中说：“这些信是半世纪前画家给林语堂先生的。虽文中不免琐细陈事，但字里行间仍生动透露出画家真实的性情与爱国忧时的心境……画家俊逸手迹，也具体表现出其人审美品位与艺术造诣。”
我将徐悲鸿给林语堂九封信的复印件，2004年寄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存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