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也对1938年至1941年间徐悲鸿的所作所为，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
徐悲鸿绝非圣人，他是艺术家，情感真挚，不掩饰，不虚伪，爱国，爱民族，对中国美术教育一生负有使命感，身体力行，言行极其透明。他一生短暂的五十八年经历可圈可点，这是对徐悲鸿认识的基调，否则就是另一回事了。比如：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画家吴冠中对自己的学生丁绍光赴美时曾有所嘱：“你到了国外，如果有说话的机会，一定要大声疾呼，打倒徐悲鸿。”（简繁《沧海》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191页。）这已不是什么研究和质疑了，而是“恨”了。
徐悲鸿在南洋新加坡的往返，开始于1925年在巴黎留学期间，经济生活遇到了麻烦，是驻法总领事赵颂南先生对小同乡徐悲鸿解囊相助，后来又介绍华侨望族黄孟圭，帮助徐悲鸿赴新加坡找其弟黄曼士筹资学费，从此，徐悲鸿与黄氏兄弟结义，以大哥二哥相称。
抗战办展募捐，去香港、澳门以及赴南洋是最佳场所。华侨爱国，那已形成抗战大后方的基地。那时赴南洋等地办理手续简单，抗敌演剧队、歌舞团赴南洋宣传抗日募捐，新加坡是必经之地。郁达夫后来不是也被日寇枪杀在那里吗！所以，说不上徐悲鸿去南洋办画展募捐是追求安逸，是逃脱抗战现实。
关于1938年武汉三厅，美术组由徐悲鸿挂帅，那是非他莫属的事。
徐悲鸿当时已形成中国美术界领军地位，遗憾的是他找错了门，坐了陈诚的冷板凳，他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之后声明可排名，也可请倪贻德君代理，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效劳就是了。此事无可非议。他去了广西桂林，桂林、昆明等地都是当时中国文化人聚集之地，加上他也为自己的恋人孙多慈一家安排，同时也为自己打算。
这里要说的徐悲鸿正是四十多岁之际，从1927年由法国留学回国，家庭开始处在破裂中，蒋碧微极不情愿地生了第二个孩子——女儿丽丽，无心照顾，致使丽丽的脚伤不治，落下终生跛疾。此时她与张道藩书信热恋中，南京的傅厚岗6号已变成张公馆了，而徐悲鸿1930年后与学生孙多慈“弄假成真”也走上了热恋之路，他离不成婚又结不了亲，整个抗战八年都在矛盾中度过。蒋碧微手中拿着徐悲鸿的印章，每月薪金照领，理直气壮，她要养儿育女生活。而徐悲鸿正是需要家，需要温情，需要照顾……却变成有家无可归的地步。将图书藏在桂林岩洞中，将图画文物带在身边，来去漂泊。
1938年与孙多慈的结合被孙父严厉拒绝而无望了。徐悲鸿竟饥不择食地企图与当地一个桂剧名优求婚成家算了，幸被李济深、田汉、欧阳予倩等友人劝阻了。
之后他赴印度，创作《愚公移山》等一系列作品。接着通信运筹，交涉准备，要以自身力量去美国办展，为抗战扩大宣传影响而努力。此时，在友人劝说下徐悲鸿又硬着头皮给蒋碧微去信，邀请同往美国，又被蒋戏弄拒之。徐悲鸿这位大男人一时又失了阵脚，竟不顾一切地要与一年轻马来西亚华裔少女成婚，看中她通英语，可以赴美任翻译（此情节华天雪文内有详述），结果又被黄曼士等友人劝阻。说这个大概轮廓，可以看到一位活生生的艺术家徐悲鸿遇到的无奈、孤独、麻烦、忙碌、渴望和天真的追求。又要为国贡献创作，又要求人协助成全。正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只能随机而动了。”时局、人事都由不得人，他再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
此时，谁能忍心去怀疑他，指责他言而无信未能“两个月后能回重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