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展开了关于战争罪责的大辩论，力图清算、克服、战胜和了断“（纳粹）过去”（die Vergangenheit bewaeltigen）。这是一场持久战，时至今日还未见穷期。在此过程中，作家甚至成了排头兵，其中战后西德文坛的“三驾马车”最为著名。
首先是伯尔（Heinrich Boell, 1917-1985）。他的作品生前发行近三千万册，被译为四十多种语言，197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一进入中国，如空谷足音，似林中响箭，引发惊喜，引起惊叹，令人振奋。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废墟文学”登陆中华大地，与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会师，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借鉴。二驾乃为格拉斯（Guenter Grass, 1927-2015），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长篇小说《铁皮鼓》。该作品以“蛙式视角”、荒诞的手法叙述了奥斯卡·马策拉特奇特的一生，从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纳粹瘟疫在德国的弥散。也正是缘于这部小说，2000年格拉斯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曾对中国文学表现出过兴趣。1979年秋，格拉斯携其新婚的第二任妻子来华访问。记得在上外举办的朗诵会上，有人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在其《铁皮鼓》中有那么多的色情描写？他回答说，他那样描写，是得益于中国伟大的社会小说《金瓶梅》。
第三驾即为伦茨（Siegfried Lenz, 1926-2014，一译棱茨），虽不像前两位那么出名，可他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他们。今年是伦茨的九十周年诞辰，有不少文章怀念他。他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吕克，父亲是海关小职员。伦茨1944年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纳粹党（NSDAP）；后从军队里开了小差，继而进了英军战俘营。战后进入汉堡大学，学习哲学、英语文学和文学学。尚未毕业，便去了《世界报》充当报纸编辑。195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鹰击长空》。之后用稿酬前往非洲肯尼亚旅游。肯尼亚之行使他写出了以茅茅运动为背景的《鲁卡斯，温顺的奴隶》这部小说。所谓茅茅乃是肯尼亚的一个秘密组织，活跃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誓以暴力驱逐白人。此后他便成了职业作家，佳作迭出，虽没有获取诺奖，可各色奖项如落英缤纷般地降落在他的头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德曾掀起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不仅反对越战、反对权威、反对传统、反对腐朽过时的教育制度，其矛头也指向纳粹的东山再起，年轻一代就战争向自己的父辈问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伦茨的创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代表作《德语课》应运而生。
故事发生在1954年，少年西吉·耶普森因偷窃绘画而被判教养三年。在教养院的德语课上，老师以《忠于职守的快乐》为题要西吉写篇作文。这时西吉想起父亲战时的表现，于是洋洋洒洒写了起来，一写写了好几个月。父亲耶普森是当地的警察，奉命监视一个名叫南森的画家；南森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可警察才不管这些，忠实地、严谨地、一丝不苟地履行他的职责。南森一有画作，他便加以没收抑或将其毁坏。当时年方十岁的西吉同情画家，为了保护这些画作，西吉便将画作藏匿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偷窃艺术品”的罪名。战后随着第三帝国的败亡，“禁画令”也早已取消。匪夷所思的是，警察依然怀着“忠于职守的快乐”忠实地执行着“禁画令”。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权力的横行无忌。纳粹为何“禁画”，因为画家南森是表现主义画家，表现主义是惟一产生自德国本土的现代艺术流派，可希特勒厌恶它，将其视为堕落抑或颓废文艺。纳粹还举办过“堕落绘画展”，以大张挞伐。德国著名的表现派油画家、版画家诺尔德（埃米尔·诺尔德，1867-1956）在纳粹上台后就备受迫害，被禁止作画。
“忠于职守”乃是被德国人所看重的优秀品质，而在这里伦茨对此进行了深刻而睿智的思考，提出独到而尖锐的见解。战后大家都在为自己辩解。认为罪责是纳粹的，普通民众只是职责所在，不得不尽责而已。无条件顺从上面的指示乃是天经地义的义务和职责。“只要柏林下达命令，也就够了”，“要是每件事儿都要问其后果，还能干成事儿吗？!”大家都在“忠于职守”的保护伞下，来个金蝉脱壳，成就了自己的“清白之身”。这种奴性的顺从和盲从也正是纳粹极权得以存在和犯下反人类的滔天大罪的前提和条件。恶是一种合力，造成恶的洪流的，不仅仅是少数的引领者，沉默、麻木的大多数也混杂其间。被动作恶和指挥作恶一样，都是在恶的浊流中。伦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批判了德国人盲目地“忠于职守”的传统，而伯尔在名为《命令和责任》的政论中则用更为明确的语言，对其进行了无情的鞭打。
阿道夫·艾希曼，这个死硬的纳粹分子被推上了管理死亡的位子，在他手下死亡的犹太人有五六百万，相当于汉堡市的人口。在第三帝国行将崩溃之际，艾希曼曾说，他将笑着跳进坟墓，因为他欠六百万条人命，而这将使他心满意足。战争结束后，他从美国拘留营中逃出。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又将其抓获，押回耶路撒冷，交付法庭审判。这次审判举世瞩目，伯尔挥笔写就《命令与责任》一文。其中写道：“艾希曼是奉命行事的，而命令一词将在法庭上十分频繁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执行命令，传达命令，而脏手的活儿则有数不清的侦探和刽子手替他完成。”（宋健飞译，引自《伯尔文论》，黄凤祝、袁志英、维克多·伯尔编）几年后，伯尔在《法兰克福讲座》中写道：“执行命令，从来没有出于狂热或者仇恨，也就只是执行命令：破坏睦邻关系，破坏信任，破坏信仰。每一次杀害，每一顿暴打，每一次脚踢，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执行命令。”伯尔在这里话锋一转，“然而很多命令并没有被执行，没有去开枪，没有去爆炸，没有去放火……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死里逃生，城市和桥梁才免遭摧毁”。伯尔得出结论说：“违抗命令不愧是光荣的过失”；“艾希曼在一个拒绝服从命令属于高尚品德的时代扮演了服从命令的角色。”
西吉为何受到教养的惩罚？全都源自他父亲的作为。放大来说，战后年轻一代身上的负荷，也都是来自父辈“作的孽”，父债子还，“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在这里，作者是在暗示，西吉一代虽然无辜， 可他们无法摆脱上一代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所带来的梦魇。他们有责任弄清事情的真相原委，他们有责任怀疑、诘问、质问、盘问上一代。这里所呈现的代际冲突远远超越了心理抑或文化学的阐释模式。不难看出，伦茨是在要求全民族来个大检讨。这不暗合了全民都应参与的克服、战胜、清算、了断过去的行动吗？
对战争的反思，在伦茨的创作中是一以贯之的。短篇小说《淡漠的人》就是典型的例子，笔者曾将其译成中文。一个芬兰人用高价租借“我”家的煤气灶，“我”也知道，他想用煤气自杀，可“我”没有加以劝阻，并立即抽身溜走，拿着那六十马克的租金与妻子逍遥去也。这种对人的生死命运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在战时养成的，并延续至战后。“我”没有出现在死亡现场，芬兰人不是他杀，更不是“我”杀的，他是自杀的，他的死和“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可在作者看来，“我”绝对是这次谋杀的参与者。一些其他人也不能置身事外，因为“我看出，在他的事务中我不是他所找的第一个人”。这在暗示，芬兰人不止光顾一家的灶间，其他人都拒绝了他的要求。很显然，拒绝者并非出于对他的关切，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招惹麻烦。否则就会劝导他，宽慰他，真正伸出援助之手，打消他的自杀念头。
所谓的凡人小事，映照出德国战后真实的情况。战争摧毁了城市和村庄，整个德国变成了瓦砾场。精神层面更是一片荒芜，人变得淡漠、冷漠，已经没有能力关心他人。面对关天的人命也无动于衷。战争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的人多了去了，从而对生命少了尊重，更谈不上敬畏。面对自杀者所表现出来的平静是一种残酷的淡漠，“我”所关心的是“酒心巧克力”和“鞋”。战争中用枪炮杀人，战后冷漠也成了杀人的利器。
伦茨是个多产作家，长篇、中短篇小说集约有数十部，其中著名的有《鹰击长空》《与影子决斗》《苏莱肯如此多娇》《人在激流中》《面包与竞技》《灯塔船》《家乡博物馆》等等；他还写有不少广播剧和剧本。在写作上深受海明威、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影响。他的作品饶有风趣，充满幽默感；行文淡定、自信、潇洒。他所奉行的是现实主义。他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主张为道德服务，“文以载道”。他和另外两驾一样，也是“四七社”的成员。所谓“四七社”是在战后不久的1947年成立起来的、旨在培养青年作家的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他的《德语课》特别受到年轻的新锐作家，比如余华、莫言的推崇。
伦茨像格拉斯一样服膺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俩都是那个推行“东方政策”，并在华沙一跪而惊天下的威利·勃兰特的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