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国内去年翻译出版了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近作《文学阅读指南》，里面用很大的篇幅高度赞扬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流行文学究竟有没有研究价值？
陆建德: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流行作品有不同的研究价值。今人眼中中国古代的很多名著，在当时都是民间作品。比如《诗经》中许多作品就是在民间流传，带有民歌色彩，优美的篇章特别多。
晚清时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被许多人说成是“二三流”，不值得花时间去翻译。但恐怕他们的结论下得过早了。比如《茶花女》实际上在中国起到的社会作用特别巨大，它被翻成中文后，让大量中国读书青年喜欢上了“小说”这个门类。因为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相比于诗、文，小说不是很受尊崇的文学类型，地位不高。但是林琴南用文言文翻的外国通俗小说，让小说的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大大提升。有些人就是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同时，这些作品在大家心目中培养了比较的意识，认识到在哪些方面值得改进，对于新文化运动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法国小说《爱国二童子传》讲述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百姓的一种普遍的爱国精神，大家对陌生人彼此信任。而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很多中国百姓的国家意识其实很淡漠，这部小说对于当时国人群体意识的形成、爱国精神的培养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而且当时的中国人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往往只读“四书五经”，认为农、工、商不重要，那些方面的知识有所偏废。所谓“君子不器”，传统读书人认为不必通过具体的手段、技艺去做谋生，从事实业是有点俗气的。但《爱国二童子传》里涉及到农业知识等各种各样的学问，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被归为“实业小说”，这非常有利于改变我们读书人的偏见。
所以不应该把流行的通俗作品列入另类，对它要宽容一些。莎士比亚在他的时代是通俗的，他的戏剧受到各阶层观众的欢迎。《三国演义》《水浒》成为经典的时间并不长，可见经典也是流动的，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所以流行跟经典的概念不一定对立。要做外国文学研究的话，也要读《福尔摩斯》这样的流行作品。如果我们只待在一个经典文学的“蚕茧”里，其实是把自己与更开阔的世界隔绝开来。
其实，流行文学的研究要做好非常难，需要对社会总体的文化趋向、读者阅读习惯的形成等都有一个综合把握。现在国内做晚清和民国时期流行文学研究的人有一些，他们使用了大量史料，研究也做得很成熟。这些年兴起文化研究，从通俗、流行作品中看各种社会、文化潮流的形成，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研究方向。
金衡山:我对伊格尔顿研究哈利·波特并不惊讶，因为他的研究视野本来就非常广阔，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一直在他的重点研究范围内。他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这个事件》中也专门讲了文学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很有辩证的头脑。
实际上，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流行文学已经进入了学界的研究，而且越来越明显。比如朱振武与张爱平两位教授不久前就用英文合作写了一部研究丹·布朗作品的专著，这也说明经典和流行之间的界线有时会融合。
无论作品是经典还是流行，都可以从中看出文化的走向、社会的某些特征。这种研究能发现更多材料，非经典作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也就顺理成章———这些改变并不等于说推翻了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而只是对以前的一个拓展。
对大众流行文化进行研究，并不等同于一味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