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忏悔录》研究已经经历了三次高潮：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哈纳克（VonHarnack）、阿尔法里克（ProsperAlfaric）等学者质疑了《忏悔录》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怀疑奥古斯丁在公元386年的米兰只不过是皈依了新柏拉图主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大学者库塞尔（PierreCourcelle）在奥古斯丁研究中发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语出奥唐奈[JamesO’Donnell]），断言奥古斯丁在386年所皈依的是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八十年代以来，“虚构派”与“真实派”进行了反复的交锋，使我们对于《忏悔录》的可信程度有了更平衡的认识。1992年，奥唐奈的《忏悔录》校勘评注本在牛津出版。该书系统地总结了以往的研究，堪称集大成者，成为此后的奥古斯丁学者的案头必备。经历一个世纪的跋涉，抵达这个学术高峰之后，《忏悔录》研究还能朝着哪个方向继续挺进，“更上一层楼”呢？
令人惊讶的是，最近七八年内，关于《忏悔录》这种早已经历过数以万遍的批判性阅读的古代著作，若干不容错过的新研究又接二连三地问世了。其中，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以下三种。其一是多贝尔的《奥古斯丁的思想转变：从柏拉图主义到基督教的旅程》（BrianDobell,Augustine’sIntellectualConversion:TheJourneyfromPlatonismtoChristiani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多贝尔对《忏悔录》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文本细读，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史解读：该书卷七所叙述的其实不是奥古斯丁在米兰时期（约384年秋至386年夏）的思想变化，而是他从386年到395年的思想发展；因此，直到395年左右，他才摆脱了福提努斯（Photinus）的异端，真正在“思想上”皈依了基督教。
其二是贝东的《奥古斯丁的摩尼教悖论（第一卷）》（JasonDavidBeDuhn,Augustine’sManichaeanDilemma,I:ConversionandApostasy,373-388C.E.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2010）。贝东所计划的三卷本大工程，其主题就是除了“天主教的奥古斯丁”，还有“摩尼教的奥古斯丁”。“三部曲”的第一卷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期”为限，其基本观点为奥古斯丁是摩尼教的“背教者”，他是在外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背叛摩尼教的；奥古斯丁把后来十年的思想发展注入了《忏悔录》的故事，因此真正的“转变”不在386年的米兰花园里，而是在此后的年月里。
第三种值得关注的就是福克斯的《从转变到忏悔》。作者自称，关于奥古斯丁的“短篇著作”已经够多了，犯不着再增加一种，因此他决定写一本“长篇著作”（pp.xi-xii）。《从转变到忏悔》的叙述“下限”是公元397年奥古斯丁动笔写作《忏悔录》，仅以他的前半生为限，篇幅却长达将近700页。20世纪最经典的奥古斯丁传是彼得·布朗的名著（PeterBrown,AugustineofHippo:ABiography）。该书相当完整地讲述了他的一生，但哪怕是在2000年的新版进行增补之后，其篇幅也不过500多页。
按照福克斯的自我设想，《从转变到忏悔》应当成为一部“传记性的交响乐”，其中的“第一乐章”以“转变”为主题，以“忏悔”为潜流；而“第二乐章”以“忏悔”为主题，以“转变”为潜流。此外，作者还安排了异教徒利巴尼乌斯（Libanius，安提阿的修辞家）与基督徒西奈西乌斯（Synesius，哲学家与主教）作为“变奏”（p.xii）。
具体而言，除了导论性质的2章，本书的主体部分一共分为6部41章。其中，第1部分讲述奥古斯丁从婴儿直到求学迦太基的时期；第2部分大体上对应于他的摩尼教阶段，直至第一次在罗马城的时期为止；第3部分详细分析他的米兰时期，也就是所谓“转变”的重头戏所在——以上三个部分，构成了以“转变”为中心的“第一乐章”。以“忏悔”为中心的“第二乐章”则包括：第4部分讲述在米兰郊外加西齐亚根的“赋闲”，在奥斯蒂亚与罗马城的逗留，直到重返北非老家之后的修道生活，约有5年；第5部分追溯奥古斯丁在希波被迫晋铎，成为司祭之后的5年里的主要事件；第6部分可以概括为“《忏悔录》的诞生”，包括他在写作该书前夕的圣经研究与神学著作，晋牧为辅理主教以来直接激发该书写作的各个事件，对其写作时间的推测，对于最后4卷之用意的简要解释，以“尾声”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