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认为奥古斯丁出身于“穷人”，这是西方奥古斯丁研究中一个相当传统的观点。布朗的传记也曾经接受这种看法，但他已经在2012年的新著《穿越针眼》中做出了相当程度的修正。可以说，福克斯仍然沿用了最传统的观点，对他的家庭出身做了“最小化”的定位。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成见将会直接影响到本书对于奥古斯丁之“转变”的解释。
线索之二是，奥古斯丁始终都是基督徒。福克斯认为，他从小就是基督徒（至少在名义上），谈不上什么从异教徒变为基督徒的故事（pp.45-46）；摩尼教自居为“终极的基督教”，因此青年奥古斯丁在加入摩尼教团体的时候，不仅不认为自己背弃了基督教，反而自以为是加入了真正的基督徒（pp.99-100）。
到此为止，福克斯的解说并没有脱出奥古斯丁研究的老生常谈；但对于接下来的米兰时期，他的观点就变得相当犀利了。在米兰，奥古斯丁所经历的思想危机并不是“信仰的危机”，而只是“理解的危机”，因为他曾经有过的“怀疑主义”从未延伸到圣经和基督身上（p.210,pp.190-191）。对于库塞尔所谓的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结合起来的“米兰圈子”，福克斯有些不以为然（pp.217-218）。他坚信，奥古斯丁从来没有变成“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没有在接受基督教洗礼之前先皈依“新柏拉图主义”，更不是什么“秘密的柏拉图主义者”。理由在于，柏拉图派的著作只不过是加深了奥古斯丁对于圣经的理解——他不是在新柏拉图主义中找到了基督教，而是在基督教圣经中找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核心（pp.254-255）。
米兰花园里的“转变”究竟性质若何，这个故事之所以令人生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奥古斯丁在“转变”之初最早完成的著作就是加西齐亚根“赋闲”时期写作的“对话录”，而它们含有相当明显的新柏拉图主义成分。但在福克斯看来，这个表象是“对话录”的体裁与受众决定的，况且它们已经包含着相当明显的基督教思想了（pp.302-303,320）。另一个老问题是，《忏悔录》卷九中的“奥斯蒂亚异象”也被认为具有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而福克斯的理解是，奥古斯丁只不过是在事后以华丽的语言解释了他与母亲莫尼卡共同经历的神秘体验，这次体验的内核与结论都是基督教的，并不是什么新柏拉图主义（p.357）。
总之，摩尼教经历也好，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也好，都动摇不了奥古斯丁始终不渝的基督教认同。按照这样的认识，他的“转变”，不过是在基督教的内部发生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定位这一次彪炳基督教史册的著名“转变”呢？按照福克斯的理解，奥古斯丁的“转变”既不是皈依基督教，也不是接受洗礼。按照他的再定义，这一“转变”包含着“三个环环相扣的层次”：从修辞转向哲学，放弃“世俗野心”，弃绝性生活（p.262）。
其实，前二者都是指奥古斯丁放弃了米兰的公立修辞学教授职位。在福克斯看来，对于386年夏天的奥古斯丁来说，辞职其实是必然的：由于健康原因，当时他已经无法继续从事修辞学的教学了。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他为何没有先休养一段时间，在病愈之后重操旧业呢？在这里，“穷人”这条线索就为福克斯提供了方便：由于出身较低，一旦辞去公职，他就无法保住与富有的未婚妻的婚约，也很难再找到地位这么高的教席了（pp.263-268）。正因为一旦放弃就难以回到米兰的修辞学教授这个原点，奥古斯丁对“功名”的放弃才会变成不可逆的。
在解释“转变”的不同层次时，福克斯都非常强调身体层面的因素。性与健康，构成了第三条重要的线索。关于性的话题，在本书中是经常出现的，比如：侵犯儿童的可能性（pp.59-60），“私通”女奴的劣迹（p.63），淫秽的色情剧（p.72），在教堂里守夜时的约会（pp.75-76），避孕的手段（p.78），同性恋与同性性行为的可能性（pp.63-64,75,140,144），摩尼教“选民”的性丑闻与他们内部的淫秽勾当（pp.124-125,155,540-505），送给有夫之妇的暧昧礼物（pp.502-505），神职人员与修女的丑闻（pp.516-517），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