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病痛被视为推动奥古斯丁之“转变”的直接原因，而对性的弃绝被理解成了矛盾的焦点。既然基督教信仰早已确立，既然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不过如此，“思想的转变”就无法被理解为“转变”的核心了。按照福克斯的解读，胸痛与失声是迫使奥古斯丁辞职的直接原因，而婚姻的流产会成为丧失教职的连带后果（pp.263-268）。这样，他的症结就变成了要不要放弃性生活（p.272）。正因为如此，米兰老神父西姆普利齐亚努斯（Simplicianus）所讲述的励志故事虽然感人肺腑，却没有抓住要害，解决不了他的两难（pp.274-276）。与其相比，做官的老乡蓬提齐亚努斯（Ponticianus）无心带来的特里尔官员的故事，恰恰谈到了对性生活与未婚妻的放弃，因此效果出人意料（pp.278-281）。紧接着，在米兰的那个花园里，保罗的《罗马书》第13章被心潮澎湃的奥古斯丁奉若神谕，最后激励他下定了“转变”的决心。而《忏悔录》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也是刻意地从弃绝性欲的角度展开的（pp.286-287,290-291）。在福克斯看来，假若没有蓬提齐亚努斯的来访与阅读保罗书信这些偶然的巧合，奥古斯丁就很有可能继续和情妇一起生活，歇息数月之后又重操旧业。正因为如此，对于“另一位奥古斯丁”的假想，就并不显得突兀了（pp.292-293）。
更有意思的是，福克斯不仅从健康与性的角度解释了奥古斯丁的“转变”，还以类似的视角解释了他写作《忏悔录》的直接原因。《忏悔录》的写作，与他在396年的神学发展（在《致西姆普利齐亚努斯书》中提出的关于上帝恩典与自由意志的新思想）并没有直接联系：奥古斯丁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失落的未来”（语出布朗的奥古斯丁传第15章的标题），没有发生过“第二次转变”，他的神学也没有发生过“绝对的断裂”（pp.491-500,519）。类似地，福克斯主要不是从内在思想的角度，而是从外部事件的角度来解释《忏悔录》的诞生。
首先，奥古斯丁晋牧为希波辅理主教的时间被推迟到了396年的夏天（而传统观点认为是在395年）（p.501）。他的晋牧，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教会法，而且受到了努米底亚首席主教梅加利乌斯（MegaliusofCalama）的强烈反对。这位主教写了一封信，怀疑奥古斯丁其实是潜入天主教会内部的摩尼教“地下党”，还指出他自称的米兰洗礼口说无凭（无独有偶，贝东也十分关心这封“举报信”，早在2009年就发表过一篇研究这封信的长篇论文，认为《忏悔录》其实就是对于这封信的回答）。面对这方面的指控，奥古斯丁很可能是以公开诅咒摩尼的方式做出了足够的交代。但除此之外，梅加利乌斯还提出了另一项指控：据说奥古斯丁给某位有夫之妇送去了一件可疑的礼物。有人认为这件传说中的礼物是一种春药，但福克斯赞同库塞尔的推测，认为它被说成了摩尼教“选民”掺入爱液加工出来的面包，而且这只麻烦的面包就是奥古斯丁送给诺拉的保利努斯两口子的（PaulinusofNola是地位极高的元老贵族，最近也经历了“转变”，放弃了巨额的财富，因而轰动罗马）（pp.501-505）。福克斯推测，396年夏秋之交，奥古斯丁终于在一次出差的路上获知了诽谤的全部内容（p.509）。
接着，到了397年2月前后，奥古斯丁得了一次严重的痔疮和肛裂（很可能是长期节食造成的），身心两方面都极为痛苦，因此向上帝祈祷就成了最好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在
病榻上动弹不得的时候，他又想起了恶毒的诽谤对自己造成的深深伤害，还想到了保利努斯鼓励他们写出“转变”经历的建议。就这样，他开始了《忏悔录》的回忆，“基督教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祈祷”就如此喷涌而出了(pp.519-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