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手术

　　一九九七年的四月七日，一早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我高兴地和病友道别，爸爸妈妈送我到电梯口，我笑嘻嘻地冲他们做了一个鬼脸，乖乖地躺在床上被送到了三楼手术室。

　　躺在窄窄的手术床上，我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所处的陌生环境，周围都是浅绿色的墙，我的头顶上是无影灯，第一眼看过去，我怎么都觉得跟多功能厅里的那种灯有点象，我仔细观察着进入手术室的每个人，第一次进手术室，我对什么都很好奇，看见手术室里医生和护士的打扮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不一会儿，麻醉医生来为我上腰麻、做心电图、测血压、输液，这一切都完成后，我就平躺好，手术室护士在我胸前搭起一个铁架子，撑着一块又一块的白布，挡住了我的视线。除了为我动手术的杨医生、沈医生、冯医生、刘医生、王医生以外，在我身边还站了好些来瑞金骨科进修和实习的医生，我开始想象着手术开始后每个医生一人一把刀围在我身边的情景，令我想起了西餐，自己躺在手术床上，感觉就像是一盘硕大无比的食物，那种感觉很奇怪但也很有意思。

　　手术开始后，我大部分时间保持着清醒。我听到电锯的声音，还听到当场的病灶活检结果——巨细胞瘤II级。听到这个结果，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便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直到左腿传来一阵剧痛，我立刻醒了过来，这才发现刘医生正在给我缝合伤口，而我的麻醉已经过去，我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声“痛”，刘医生听见了，安慰我说还有两针就好了，我等啊等啊，一直数了二十针才真的缝好了。我以为痛苦到这里就结束了，却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回到病房后，动过手术的那条腿就开始一阵一阵地痛起来，我痛得直掉眼泪，哭着叫爸爸、妈妈，可是谁都帮不了我。我把手术后的痛全部都归罪于医生，我开始吵着说医生们欺骗了我，明明本来是要全身麻醉的，临时却变成了半身麻醉，害我手术还没结束就痛。爸爸轻声对我解释着，医生是为了我好，所以才改成腰麻的。我稍微安静了一些，可是痛实在是很折磨人的感觉，我不能动，也不能翻身，看着爸爸妈妈爱莫能助的样子，我只能静静地流着眼泪。

　　我动过手术后的那条腿特别敏感，稍微有些震动，就会疼得不得了，每每这种时候，我就忍不住会掉下眼泪来，来探望我的亲朋好友总是站在一边陪着我掉眼泪。每一秒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很漫长，对于喜欢活蹦乱跳一刻也闲不住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过程。我渐渐适应了每天躺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随便动伤腿的手术后生活，医生告诉我，我需要这样很长的一段时期，直到异体骨被我自身的骨头吸收了并长成自体骨的时候，我才能坐起来——站起来——重新行走。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可能需要半年，可能需要一年，可能更长……手术仅仅是一个开端，我还需要面对很多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即使我想逃避也是不可能的了，我少克服任何一个困难，都有可能前功尽弃，辜负了医生的精心治疗、父母的照顾、亲朋好友的关心。

　　出院前的几天，我被推到楼下去拍手术后的第一张X光片，我平躺在床上，白白的床单盖在我身上。外面的阳光满满地洒在我的身上，我闭上眼睛，轻风和着阳光的温暖拂过脸庞，我用心感受着春天的气息。我倾听着身下的床的轮子在地面滚动的声音，微小的颠簸震动着伤口，尽管腿一阵一阵地疼着，我还是愿意对着身边擦肩而过的人微笑着，我从床单下伸出手，悄悄地接触着清新的空气，舒畅的感觉透过指尖传遍了全身，春天真是个很美很美的季节。推我去拍片子的周师傅和张师傅都非常好，他们把我推到瑞金医院草坪中央的喷泉边，让我好好地看一看蓝天、享受一下阳光。躺在喷泉边，穿过树荫，我看到了蓝天，天很高很高，几丝云若有若无在蓝天上游动着，喷泉的水滴划过天际，闪着点点金光，顺着微风甩出一道道细小而又绚烂的彩虹，偶尔会有几滴飘到我的脸上，清凉剔透。爸爸迎着阳光站在一边，看见我笑了，他也开心地笑了，爸爸眼角的皱纹刻划着岁月的痕迹，春天来了，爸爸却年纪大了。

　　手术后三个星期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出院了，我躺在担架上，坐着救护车回到了宁波。一路上由于路况太差，救护车颠簸得厉害，尽管在我的手术部位加了硬固定，但是一震动，腿就疼得厉害，就这样，我一路哭着喊着，等我到家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大伙七手八脚地把我从担架上搬到爸爸妈妈的大床上，因为我不能翻身，妈妈就把药、爽身粉、杯子、书、各种垫子、很多吃的都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自己都能拿到。妈妈每天白天要上班，爸爸留在家里照顾我，由于我生活有很多不方便，爸爸根本就不能出门，即使有急事出去，也一定会在五分钟之内赶回来。我无法到隔壁房间去看电视，而我睡的这间房间里只有一个不带遥控的电视，早上我躺在床上吃过早饭之后，爸爸就帮我把电视打开，为了让我自己可以挑选节目，妈妈在我床边上竖着放了根竹竿，我可以拿着竹竿去戳电视机的调台按钮，做这些很艰难，但是也很有意思。妈妈还教我织毛衣，我每天就躺在床上看看电视、看看书、织一会儿毛衣，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菜青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