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艺术现象的兴起离不开中国音乐人对作曲技法的突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挖掘。中国戏曲文化作为千年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为作曲家们提供了深厚的养分。通过现代化的作曲技法以及唱腔设计,将传统与现代交织,使受众得以情感共鸣,作品传唱度较高。戏曲艺术原本蕴含着广泛综合的艺术要素,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具备综合性与包容性的主要艺术特征。其音乐素材源自民间,融聚了代代相传的共同记忆与集体智慧,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正因为如此,戏曲即便流传千百年,仍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相融合,衍生出“流行+戏腔”这一独具特色的复合性新型艺术范式。这种戏与歌的融合迥异于通俗的流行歌曲,超越了“口水歌”的局限,突显了其艺术性。
中国传统美学理念认为,人声歌唱比器乐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更容易唤起受众的理解与共鸣,以歌词为载体,既能“传情”也可“达意”。“流行+戏腔”通过创新唱腔设计,充分发挥了声乐演唱中的发声、咬字、气息、装饰音等技术技巧,栩栩如生地刻画音乐形象;在演唱中注重字与声、声与情的相互关系,清晰准确地传达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使得高雅音乐与大众生活紧密相连。同时,作曲家以“旋律美”为价值归宿,在创作过程中把控适于传唱的音域,使作品在保持高雅的同时也具有易于传唱的特点,从而取得了深入人心的推广效果。这使得受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学唱并传唱。
这类作品大多采用中国民族调式,即“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在旋律创编上既有传统戏腔的独特韵味,又有现代流行音乐的律动与张力。歌词兼顾了诗意雅韵及现当代文学品位,配器以古琴、琵琶、二胡、古筝、笛、箫、笙、鼓等民族乐器为乐队编制。根据音乐创作的整体布局,适当融入西洋交响乐,丰富了和声语汇,迎合现代人的审美,适应海外推广需求。最具吸引力的当然还是别具匠心的唱腔设计,例如《新贵妃醉酒》主歌部分是流行唱法的男声独唱,副歌部分则转变为京剧唱腔的独唱来推进音乐情绪,全曲由一名歌手完成,颇具特色的“双声”唱法演绎,朗朗上口的旋律,既唯美又大气。又如《武家坡2021》引子部分的京腔念白,现代化表达了生角薛平贵与旦角王宝钏的情感交织,随后又以“流行+戏腔”的形式,创新性表达了折子戏《武家坡》的文化精髓。该作品独唱、重唱等不同版本相继在各大卫视及音乐平台上演。
日前,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刘开渠与留法雕塑家作品展”,展出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熊秉明等20世纪上半叶留法雕塑家的作品140余件,讲述中国现代雕塑与法国艺术的源流脉络。
“殷墟博物馆深入解读商文明,厘清商文明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213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农业文明。
“吴兴”为湖州古称,自三国始立一直都是江表大郡,两宋时期,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留下了众多名园佳构,形成了以山水泽地园居为主的别业集群。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曾有短剧导演接受采访时说:“竖屏短剧世界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日做梦’,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如今,这份情绪价值的投喂对象直指年轻人。
平遥坚持保护为先,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古城特色,把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旅拍热兴起后,平遥县职能部门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同时加强对旅拍行业的监管,确保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3000多年前的陶三通、铸有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要道,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因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