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考古博物馆：在这里见证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中国首家考古专题类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各个历史时期遗址、墓葬出土的文物标本等20万余件。作为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将文物与出土背景结合，以考古的视角解读遗址，勾勒出中国考古和陕西考古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让公众走近考古、了解考古，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一眼看千年，寻根在陕西。”如果说三秦大地是一座幅员辽阔的博物馆，那么陕西考古博物馆则是这座博物馆中最精彩的展厅。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内记者看到，从神木石峁遗址到岐山周原遗址，从芮国遗址到雍山血池遗址，从吕氏家族墓到耀州窑展示，这里展现了中华文明千年传承的历史脉络。在这里，游客们或许能找到家在何处，根在何方。

距今150多万年前的南郑龙岗寺遗址和距今约115万年前的蓝田公王岭遗址及“蓝田人”头骨化石表明，早在100多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时期，陕西境内已有古人类生活繁衍。

距今78万年至12.8万年间的中更新世时期的蓝田陈家窝遗址及下颌骨化石、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及龙牙洞遗址、大荔甜水沟遗址及“大荔人”头骨化石，这些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明显表现出对更早时期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大荔人”的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是我国境内远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关键证据。

距今约7000年至8000年前的老官台文化是目前所知渭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远古人类结束了长达百万年的穴居历史，在秦岭南北两侧的渭河、汉水流域沿河营建聚落，开启了秦岭南北两侧人类定居的历史和农业生产以及定居生活的模式。

出土器物表明，老官台先民已掌握较高水准的制陶工艺，陶器制造多为手制，器型比较简朴，以钵、罐等为主，最具显著特征的当属三足或圈足器，各式器物在底部多有三足支撑，三足稳定的原理在当时可谓用到了极致。此外，考古证明这里的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出现粟作农业，开始家养猪、狗等，驯养牛、鸡等，说明当时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家畜饲养。

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鹰（央广网记者侯凯奇摄）

在陕西考古博物馆石峁遗址展厅记者了解到，距今4300年前后，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已经展现出早期文明的辉煌，延安芦山峁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等超大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并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

神木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目前东亚地区已知面积最大的城址。作为一处超大型中心聚落，巨大的规模、多重的结构、宏大的建筑、复杂的宗教遗存及大量精美遗物的发现，显示出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早已超出了一般性原始聚落，应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在石峁遗址内部，不同阶层的建筑和墓葬也体现出十分显著的阶级分化。权贵阶层居住的区域——皇城台位于城内核心，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不仅被内、外城所环绕，而且四周建有阶梯状护墙，气势巍峨。城墙全部用石块在山峁之上垒筑而成，超过20万立方米的用石量，工程量巨大，显示出统治集团具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调动能力，能够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设施建设。”陕西考古博物馆工作人员马一鸣介绍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立柱形石雕像（央广网记者张伟摄）

据介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通过古基因组研究发现，相比于中国其他现代人群，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和中国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汉族人群之间母系遗传联系最紧密。这说明，与这些人群相比，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

从陕西考古博物馆出土的各类考古实证表明，5000多年前，陕西地区已从早期文明的萌芽逐步进入了区域文明的发展阶段，作为多元文明百花齐放中最绚丽的一朵，在相互交流借鉴的过程中，孕育了后世周秦汉唐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陕西考古博物馆馆长孙周勇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陕西考古案例，讲述中国考古千年酝酿、百年发展的历程。我们从丰富的珍贵文物中可以看到考古学科的发展史，考古工作者如何通过地下文物的实物遗存，去不断地丰富延伸历史轴线，丰富历史图景的艰辛探索和努力，我们能够看到如何用物质文化构建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基因图库。

陕西考古博物馆土文物展示（央广网记者张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