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理想主义与青春原乡的人性深度。王刚《喀什噶尔》是一部极具文学才华的成长小说，青春期的伤感迷惘和长笛声一起回响在喀什噶尔，而其中最打动人的是那种经历过革命理想年代又执着于人性深度的青春记忆。体制化的年代，一个懦弱少年在对少女们的追忆中进入真实、残酷又充满诗意的历史维度，苦难以青春精神原乡的方式得到了救赎与升华。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青春记忆，相比较于所谓的“残酷青春”的灰冷色调，这种保有个人性体贴与同情性理解的青春叙事，恰恰在不死的理想主义面前透露出了对于非常年代和非常环境中残酷青春的一种真正直面与抵抗。
传奇作为一种叙述方式——从人性灵异到文人趣味。张炜《独药师》以独特的方式叙述了人性、文化和生命的内在性世界，在充分延展“內视”的同时，以复调的方式将近现代历史作为凝重的叙事背景，父亲形象以象征符码的方式暗喻“內视”的某种不可靠性，历史正义和价值伦理取向始终悬置在“內视”的上方。由此，张炜依然在一个相当多维的层面上表达了他对于当下历史、文化乃至文明的洞察与反思。《北鸢》以红楼笔触叙写民国记忆，葛亮以文气而典雅的汉语回溯和重构自己心目中的民国旧人和旧事，笔调哀婉中见奇崛，意蕴清幽中有孤愤。作者有意间离当下现实语境的浮躁凌厉，意图在汉语的声律气韵中传达中国的文人气味。然而，中国近现代波云诡谲的历史依然和真正的古典精英传统相去甚远，末世商贾军阀家族的爱恨情仇毕竟沾染过多的离乱与血腥，精致典雅的文人趣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样的时代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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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郁低回的倾诉与置身事内的冷眼叙事——爱、善、温度与体恤
这类叙事既不同于1980年代理想主义支撑下的人道主义叙事，也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对于人性幽暗面的揭示，而是中国式生活的低吟与倾诉，保有充分同情与体贴的温度，执着于好好活着的爱、善、温度与体恤，同时又对麻木生存的粗糙与无意义投去深深的一瞥。叙述姿态上冷眼中有热肠，凛然中带着忧伤。在对个体生存和精神困境的咀嚼中，作家们进入对于现代中国人普遍精神困境的叙事。
邱华栋《云柜》摹写了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在精密算计好的程序化的生活节奏中，所谓成功人士不过是被资本和技术绑架的木偶而已。石一枫《拯救麦克黄》通过一条狗的失踪透视了当下职场中人性的异化，在急转直下的戏剧性情节中，体现出作品对于人的善性与良知的洞察。杨怡芬《地狱航船》以想象中的历史镜像来反思战争对人的践踏，通过中国民间乡野的宽厚与母性唤醒了所谓文明人对于自私、狂妄和罪恶的内省。侯磊《女司机》叙述了一个背负着生活重压的女司机在北京城左突右奔的艰辛，生活的坚硬不是女司机悲苦的原因，恰恰是无人理解的孤独和寂寞让这个坚韧的女性体验到深深的挫败感。黄咏梅《病鱼》在温情的叙事中渐次揭开人性的伤痛，庸常生活流的摹写中折射出两代人对于记忆、情感乃至历史镜像的认知与判断，小说中人的复杂性在体谅的同情中转换成为一种和解的力量。曹军庆《胆小如鼠的那个人》通过对一个乡党大半辈子的讲述，呈现了当下世俗生活中功利主义对于人心的侵蚀，“我”作为一个坚守内心自由的失败者，带着不被理解的孤独和悲怆，谦卑地活着，坚韧地表达着。王威廉《无据之夜》倾述了个体面对自身精神困境的痛苦与绝望，小说揭示了当下青年生存状态中的无意义和虚无状态。王手《阿玛尼》通过对于过去二十年中国城市平民的重新叙事，表达了当下生存中“人”的庸常与卑微，凸显世事变迁中人性历经多次的蜕变与颓败。西元《枯叶的海》叙写了军旅生活中青年知识分子心智的成长，在人生不同境遇的历练中，主人公最终选择了一条平庸却让自己能够平静安稳对待人生的路径。和解在这里往往不是一种妥协，而是在庸常生存中努力让自己和他者获得最起码的良知，从而在新的时代伦理价值体系中趋向善和善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