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难找工作，幸而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邀请他回校任教，工资优渥，生活满足。然而不行，“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不时传入自己耳中。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像我看别人一样，我也浑身发抖。我遥望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
从个人的角度说，留学自然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但当其成为一个集体行为，背后就有更强大的驱动力，也就是救国报国，学成有用的人才，为国家作贡献。特别是辛亥革命覆亡清政府后，留学生们精神为之一振，目标更加明确起来。譬如外交家顾维钧1912年被袁世凯政府聘为秘书，彼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为了为新政府效力，他赶写毕业论文，以便早日回国。
与“留学梦”相伴相生，当时国内流行着各种各样带有舶来性质的思潮，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军事救国、教育救国乃至体育救国、学术救国等都各自有一批拥趸，吸引着留学生从不同的路径去探索“救国”的课题。不过，尽管青年人的热情令人深为震动，尽管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和气象，但当时的国家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留学”能开出药方，却不能予以根治。归国的留学生们，很快被卷入政治的动荡和战争的颠沛中，为大时代所掣肘，不得不渐渐偏离了迈出国门时的目标。然而他们留下来的精神，和一代人之学术，却值得后来人珍视。
跳脱出中国的特殊环境，将“大留学潮”置于世界近代史和人类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去考察，会有更深刻的洞见。它牵涉的不仅是一国时事，而是现代化的进程。
2.钱从哪里来？
留学需要用钱，而且是很大一笔钱。据统计，1934年左右，公私留学费用一年要2000万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1000万元“若拿来办大学研究所，可办一二十个有余，用它半数亦有十个八个不愁经费设备无着”。
钱从哪里来？一种是国家花钱，即申请选派的公费留学。公费留学中包括国家公费和各省省费，其中最稳定、最大宗的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庚子赔款资助留学。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根据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要分39年向八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此即“庚子赔款”。后来，各国退还了一部分，清政府用这部分钱发展教育，派学生留学，还建成了清华大学。其中，以美国退款最早、最周详，掀起一阵公费留美的高潮，其中就包括胡适、金岳霖等人。美国支持退款留学，有培养一批亲美人才的考虑，但从客观上说，也让中国得以有一笔稳定的钱来发展科教。
与公费生相比，自费生若不是出身大富大贵之家，就捉襟见肘得多。但中国人向来重视子弟前途，不惜变卖家产、亲友相帮筹款来送子出行。譬如巴金，想向大哥要一笔钱去法国，大哥回信说家中现在入不敷出，筹款困难，劝弟弟过两三年再去。巴金执拗不让步，大哥只好汇来钱，让他去法国。
“勤工俭学”也成为当时一个时髦的口号，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一方面挣出学费，一方面也响应“劳工神圣”的潮流。其中，因法国科技、文艺水平高，且一战后法郎币值低，尤以赴法勤工俭学为最，从1919到1921年，多达2000人左右，相当一次“工读运动”。然而，听起来美好，但现实确有很多误会，在法国“勤工”不是洗洗盘子刷刷地板，很多都是货真价实进入大工厂工作，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对体力要求很高，经济窘迫，又苦又累，一天下来只能“工”不能“学”。
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生爆发了大学潮，直接导火索是华法教育会通知断绝经费维持，要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学生异常恐慌愤怒，还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一部分学生被拘禁强制回国，陈毅即是其中之一。他回来后说：“留法的勤工俭学是寄在敌人底下，仅可供吾人的苦工训练，不是解决问题的主义生活，差不多我来法的初志完全是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