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出版后一度好评如潮，却也引发了不少争议。美国宗教学会曾在其2000年年会上设专场讨论这部作品，受邀参与讨论的专家对其毁誉不一。受到Lopez批评的Thurman教授很不买账，愤怒谴责Lopez“责备受害者”，并动情地说，若读了这本书，“世上还有谁会对西藏和藏传佛教产生任何的好感呢？”他一语中的，道出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一个通病，即在泼掉洗澡的脏水时往往连带把婴儿也一起泼掉了。他们在解构西方精心建构起来的有关东方的知识和话语体系时，难免也会把东方及其文化一并解构掉。
Lopez自我感觉写作这部作品时始终站在西藏一方，批判和揭露的只是于西方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下构建起来的西藏话语，但其客观效果却对西藏和藏传佛教之整体形象产生了莫大的损害。他成功地采用了“一种对立的游戏”（a play of opposites）来探讨欧美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之知识和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在这种话语中西藏只是一个密码，或者无可挽救地成为西方价值的魔鬼式的颠倒，或者是一个可以治疗其自身价值已经被颠倒了的西方的天使般的资源，所以，他们时或妖魔化、时或神话化西藏和藏传佛教，似乎就不可能对它们产生任何正常的兴趣和正确的理解。
Lopez明确表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揭穿那些隐藏在我们最珍爱的观念背后的真相，从而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的实情作出更加精确的描述，而是为了要说明为何这些西藏神话能够被保持下来，并不受挑战地在我们中间流传”。可是，在全书的叙述过程中，他很难一贯地保持超然、价值中立和讽刺的态度，难以将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和话语仅仅作为一种建构起来的话语来对待，而不时会不自觉地转入一种“事实性”的叙事模式，不由自主地引导读者相信他所揭露的西方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叙事和话语反映的恰恰正是西藏之过去和现在的实相。
在对《囚徒》的各种批评声音中，时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助理教授的青年学者Christian Wedemeyer先生于2001年第2期《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书评显得最为独到和尖锐。他认为“Lopez在他的书中处理了一些值得所有像我们一样关心对他者的表述的宗教学者认真和持续地考虑的重要议题。［本书］有些部分对其主题做了很好的处理，为我们理解西藏的表述史作出了不错的贡献。遗憾的是，这本书在很多方面远没能够对其主题提供它应得的较好的处理。在其最后的分析中，《囚徒》既没有前后统一地坚守其学术方法，也没有达成其预定的目标。所以，它或许应该和Evens-Wentz（《西藏死书》的第一位译者）、 Blavatsky夫人（灵智学会创始人）和Rampa（《第三者眼睛》的作者）的著作（皆是于《囚徒》中得到讽刺和批评的作品）并排排放在书架上，让那些带着相同兴趣的［读者］，［希望］也带着同样的谨慎来阅读它”。
具体说来，Wedemeyer觉得这本书的前四章还不错，但讨论死书、领域和囚牢的最后三章实在问题多多，不论是其学术方法，还是其实施都有重大失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Lopez的“批评”经常不直面交锋，而是拐弯抹角，以暗讽、影射的方式展开，有些讨论则明显不够诚实，有失厚道。例如，“囚牢”一章的讨论，不过是对David Jackson教授发表的“有关新近藏传佛教艺术目录”一文的发挥和引申，却不如后者的见解细致和深刻。顺便说说，对从第一部英译《西藏死亡书》问世以来西方人对它的误解，旅居意大利的宁玛派上师南喀诺布活佛很早以前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囚徒》中对《西藏生死书》的讨论，与见于John Myrdhin Reynolds先生的《直指本觉裸见自解脱》（Self-Liberation through Seeing with Naked Awareness, New York, 2000）一书附录中的相关讨论亦颇多相似之处，从佛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后者更为专业和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