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此可知，国清寺的第一任住持应当是智越，而灌顶在这里仅有“遣使”二字，徐文明先生把灌顶视之为天台宗跟隋炀帝交往过程中的“特使”。但其实，灌顶一直被视为智顗弟子中的第一，更为重要者，智顗几乎所有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天台三大部”，也是灌顶整理智顗的讲座稿而成书者。祯明元年（587年），智顗在金陵光宅寺宣讲《妙法莲华经》，灌顶将其整理为《法华文句》。开皇十三年，智顗回到故乡荆州，在此建起玉泉寺，智顗继续在此讲授《法华经》，灌顶将其记录并整理成书，这就是《法华玄义》。到了第二年，智顗又在玉泉寺讲说《摩诃止观》，该书也是由灌顶根据智顗的讲说整理成书的。而这三部书成为了天台宗的立宗理论基础，即此可知，灌顶对天台宗的成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智顗虽然有了宏大的构思，然而在现实中，天台宗却没有一个根本的道场，虽然他跟新的王朝——隋朝的统治者并不那么融洽，到最后他还是做了妥协，在临终之前给杨广写了那封遗书，请求这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帮助建起天台寺，可见智顗很迫切地要给天台宗建立一个永久的根据地。然而这个根据地建成之后，他却没有委派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这件事情让我有些费解。当然，有人认为那时智顗已经建立起了玉泉寺，那里也算天台宗的祖庭之一，而灌顶负责玉泉寺的管理，所以没有把他调来或者是兼任国清寺的住持。但我还是觉得这种解释似乎难令自己满意，毕竟国清寺在天台宗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玉泉寺，否则智顗也用不着在给杨广的遗言中说，建不成此寺自己死不瞑目。
究竟是什么原因，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的第一任住持成了智越？这一点我确实没弄明白，这位智越在《续高僧传》中有“传”，此传中称之曰，智顗“学徒虽众，其最居称首”，并且说智顗晚年对智越极其看重。既然智越这么受智顗看重，那为什么他对天台宗的贡献却少有记录呢？尤其天台宗被称为“讲宗”，而灌顶对天台宗文献的贡献极其巨大，这跟智越的业绩形成较大的反差。智越圆寂之后，第二任国清寺住持，仍然不是灌顶，而是智璪。智璪对天台宗的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似乎我也没有看到实质性的事件，但《中国天台宗通史》中还是觉得这两位住持有一定的功劳：“智越和智璪相继担任国清寺住持，主要功绩在于：他们成功地保护了早期天台宗的利益，并通过与隋代帝王的联系（周旋），扩大了天台宗的影响，也使天台宗在寺院经济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从而巩固了天台宗的实际地位。”
这段评价让我读起来总感到“没功劳也有苦劳”的意味，因为这些贡献都太过虚幻，尤其文中提到的跟隋代帝王的周旋，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个周旋者正是称为“特使”的灌顶，而非这两位住持。也正因这样，《通史》中对他们的夸奖也有“但是”后的转折：“但是，他们都未能在天台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从理论方面对天台宗予以辩护，并扩大其影响的是灌顶。”正因如此：“天台传承，向以教理为重，虽然灌顶未曾担任国清寺住持，但由于他对天台宗教理的述说和发扬，故被后人列为天台五祖，以为智顗天台止观佛法的继承者。”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天台宗把龙树列为了初祖，而后则是慧文和慧思，而把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列为了四祖，灌顶则排在四祖之后，成为了五祖，这样算起来，灌顶实际上是天台宗的二祖。但问题是，国清寺的那两任住持智越和智璪怎么算？因为这两位当住持的时候，灌顶只是他们之间跟皇家接触的往返使者，这位使者后来成了五祖，虽然名至实归，但从中国根深蒂固的论资排辈的习俗上来讲，多少有些怪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