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详述这个版本递传，是因为该经内的观念在中国佛教界曾经引起过极大的争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第三章的第一节专门讲述了竺道生跟该经的关系。因为《大般涅槃经》所探讨的重要内容是关于佛性，这个观念的引入使得佛教界开始围绕佛性来谈佛法。当小本《涅槃经》流行之时，此经中提到了“一阐提”不能成佛，“一阐提”指的是坏到一点儿善都没有的恶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十恶不赦之人。如果这样的人都能成佛，那做好人还有什么用？但是，竺道生对小本《涅槃经》进行仔细研究后认为：“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高僧传》本传）竺道生的这个观念来由，是出自他对小本《涅槃经》的独特见解，这个见解慧睿在《喻疑论》中记录为：“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
竺道生就是根据这个观念觉得小本《涅槃经》中所记有误，既然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并且都能成佛，那么“一阐提”的人虽然很坏，但也包含在了一切众生之中，所以也应该有佛性。竺道生的这个说法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有背中国人的惩恶扬善观念，所以竺道生的观念被佛教界视为“邪说”，于是他被赶出了南京。后来，他来到了苏州的虎丘，只好给山下的石头讲经，这才有了“石点头”的掌故。后来大本《涅槃经》译出之后，果真证明了竺道生的观点正确。这种大、小本上的不同说法，也许是佛经翻译时理解的不同，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些争论，使得涅槃学说在中国佛教界特别盛行。
既然涅槃师在中国佛教有这么大的影响，对一心想弘传天台教法的灌顶来说，他当然要顺势而为。那么，灌顶为什么要研究并不是天台学范畴的《涅槃经》呢？《佛教通史》中有这样的认定：“灌顶最重要且又能体现其独立创新精神的佛学著述乃是《大般涅槃经玄义》和《大般涅槃经疏》。这两部著作表面上看来是疏解《大般涅槃经》（灌顶用的是南本《涅槃经》）的，但实际上却是灌顶透过《大般涅槃经》的疏解来审视、总结和评述涅槃学，并将涅槃学嫁接到天台学上，从而实现涅槃学与天台学的融通一贯。”
对《涅槃经》的关注，从历史上来说，灌顶并不是意识到《涅槃经》的重要性后才开始予以研究者，按他自己的说法：“余以童年，给待摄静，摄静授大涅槃。诵将欲半，走虽不敏，愿闻旨趣，于是负笈天台，心欣蓝染，登山甫尔，仍逢出谷，不惟菲薄，奉从帝庭。师既香涂二宫，光曜七众，道俗参请，门堂交络，虽钦渴甘露，如俟河清，讵可得乎？尝面请斯典，降旨垂许，有期无日。”原来，灌顶在年幼时就喜欢读《涅槃经》，后来师从智顗，他想请智顗给他讲这部经，师傅答应他的要求，但却始终没有给他讲。再后来师傅圆寂了，他的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即此可知智顗似乎并不重视《大般涅槃经》。
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佛教界，多数人皆认为“《涅槃》在《法华》上”。此话的意思是说，佛教界认为《涅槃经》的重要性要高于《法华经》，而《法华经》则是天台宗的宗经，这种局面当然不利于天台宗观念的推广。因此灌顶必须对《涅槃经》进行仔细研究，以此来找到天台宗观念的独特价值，这也正是灌顶研究《涅槃经》的最重要原因。
我们在智顗一文中提到，智顗发明了“五时教”的判教方式，在这个判教体系中，最后一项则为“涅槃时”，因为此时只是释迦牟尼在圆寂前的前一天所说。在这一天，佛陀觉得通过前面的“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时”的教化，这五时的人基本上已经证悟成道了，但是还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因为根基浅陋，所以无法证悟成道。佛陀以他固有的慈悲，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日一夜又讲述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这就是《大般涅槃经》的来由。然而智顗在判教之时，把“涅槃时”放在了无足轻重的地位，可见其为了创造天台教，并不顾当时佛教界对《涅槃经》的重视，智顗的这种行为其实不利于天台宗观念的推广。到了灌顶时代，他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