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传统，读书人有化民成俗的责任。所谓文德与民德，或学问与社会，本是一种关联互动而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大学又是一种引进的外来体制，我们可能也从产生大学的地方引进了大学对社会的责任观念。在一个分工的社会里，若大学完成了其所谓的本职工作，应当就算承担了它的社会责任。但什么是大学的本职工作，又是一个迄今没有获得共识的问题。大学与社会相互的定位非常重要，如果大学的定位是产出能找到工作的人，它的本职工作就是灌输知识和技艺；如果大学的定位是提高民族甚至人类的智慧和修养，那它在教学之外还需要进行今人称为研究的工作，且不止是研究。如果把大学定位成社会的文化中心，它恐怕还要承担以前化民成俗的重任，那就又不一样了。
进而言之，大学除了它本身的教学研究等专职工作外，是否还需要，以及需要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同样是个未获共识的问题。我想，只要大学还有“提高”的一面，师生学习的场所就应与“社会”有所疏离。如果校园不能相对独立于社会，失了远虑，必生近忧，恐怕也就难以培养具有“恒心”的超越性人才了。另一方面，今天要把大学设想为独立于社会的象牙塔，已是一种不可能的迷思（myth）了。且学术既然可以影响社会，就不能拒绝社会的关注，有时还需要社会的关注。其间的分寸，可能真需要全社会的人都解放思想，做进一步的探讨和釐清工作。
您如何看学术与媒体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尤其涉及抄袭、学术腐败时）不负责任，哗众取宠，记者素质堪忧；媒体人觉得学界乡愿气息浓重，许多不端只有在外界舆论施压下才有可能得到重视和解决。您觉得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吗？
罗志田：现在学术与媒体的关系应该说不是很好。我们社会对媒体的定位，好像就是他们应当不了解也不懂得大学和教育，而媒体人在这方面也特别愿意配合。我们常常看到媒体朋友关于大学的提问和批评，好像是真的外行，而不像是曾经在大学校园里生活过几年的人。现在我们比较提倡“有特色”，很多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就表现出一种特色，就是他们都特别敬业，在其位就不再有出位之思。当其以媒体人身份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忘了“我是谁”，因而往往可以选择性地忘掉自己的经历，以适应社会对媒体的定位。
我们的媒体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对大学优缺点的普遍认知，比如好的老师上课一定会用新讲稿，要说老师上课不认真，就会说老师用纸张已经发黄的讲稿（其实现在好多老师都不用纸质讲稿了）。又比如说，很多人爱说老师所教的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也不是学生需要的，不能帮助学生提高学识和技艺。最有趣的是，媒体通常还会把这种固定的答案放到被采访者的嘴里。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大二的学生指责其老师用的讲稿发黄、知识老化，不适应时代的需要。那后面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大二的学生已经知道本专业需要什么知识，也能够判断老师是否给予了这种知识。这当然有点违背常情，否则那学生就可以直接做教研室主任了，但这恰好符合习见的陈说，而且还鲜活生动，就被电视台欣然播出。
但我不认为这是您所说的“记者素质堪忧”（您或许自我批评意识太强了点儿），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已形成某种固定的机制或套路。我们现在有时也可以看到电视上播出某传媒大学学生毕业多少周年的聚会，那里面的媒体人都说老师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甚至说老师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等等，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但同样是媒体人，在报道大学教育出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出现上面说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