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高等教育的状况并不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或许我们有些方面更不理想一点。外国的情况我不了解，是不是就算陷入危机，也不好说。中国的情况呢，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您说的行政干预学术，不知道是指校外还是校内？如果是在大学校园里，我们现在的领导，其实基本已经是由学者来担任，而且多数时候还是比较优秀的学者在担任，所以恐怕不能说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是另一方面呢，前面说的媒体人特色，大体也适用于很多校园管理者——大学里担任管理工作的学者都特别敬业，通常只要担任特定的管理工作，就常常忘掉他们曾经的学者身份，所以常常出现一些校园规则，好像真的不是学者而是外行制定出来的。
至于教授治校这个问题，不太好说。以前北大有位校长叫蒋梦麟，他就提出过“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口号。好像现在上级对教授“治学”而不“治校”的定位是比较认可的，至少我听过有关领导这样说。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真要让现在这些教授治校，能不能治好，就是说能不能比现在的管理者治理得更好，我也不一定有信心。因为我们现在的教授，坦白说也不是特别理想，但我想让他们治校应该也不会更差。不过，尽管我对目前的教授没那么乐观，对今日的学术也没那么悲观。大学校园里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妙的现象，但也还是有些人在努力做事。总体上，大学校园中的理想和理想主义，还是比其他地方稍多一些。
去年有英国成名学者在书评刊物上发声抨击学术考核制度（REF）太严，年轻学者根本无力应付，获得一片叫好。我出于好奇打听了一下，原来是七年里要求发表四种代表作（书和论文均可）而已。相比中国大学的考核和晋升要求，简直不值一提。西方学者强调有益的闲暇（profitable idleness），学校允许学者带薪休学术年假，可以进行访问交流拓宽学术视野。您觉得闲暇对学术有贡献吗？中国高校有没有可能引入学术年假制度？
罗志田：前一个问题段数太高，非我学力所及。隐约的感觉，做学问大概还是要心安然后容易理得。悠闲一点，学问做得从容些，可能层次会更高一些。若治学之人一天到晚都在“穷忙”，恐怕很难对学术有贡献。后一个问题相对简单，我想，引入学术年假制度的可能性永远是有的，但在目前高校的管理心态和管理体制下，恐怕短期内还难做到。因为校园中普遍的心态是做学校的事才能拿钱，例如上课是做学校的事，所以有课时费；研究则是做老师自己的事，就不一定计量付费了。何况“休假”听起来就是不做事，还要拿钱，这个想法似乎有点超前。
很多年前，北大曾正式提出要试行带薪的学术休假制度（说是先休学期假，然后逐步发展到年假）。我当时还兴奋了一阵，不过很快知道这只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理想。现在大学里实行校领导“分管”制，即使领导，通常也只能在自己“分管”的领域里做决定。我猜大概是与学术相关的分管校领导提出了试行带薪休假，但分管财务或教学的校领导或无此共识，于是这“试行”便附加了一条规定，学术休假期间学校停发津贴（因没上课），津贴由系里发放。我们目前的校情是薪水大大少于津贴，若带薪而不带津贴，那没有几个老师有“经济实力”去享受这样的闲暇，不论是否有利。估计多数系主任手里没有这笔余钱，即使有，也很难有谁敢把钱用来做这样的事。于是终于不了了之。
这一规定的唯一好处，是给很多年后喜欢档案的历史学者制造了史料。这些人可以利用这一档案，有力地“证明”北大早有这一制度在，而贵报的提问显然脱离了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