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假面子而放弃真面子，又谈何荣誉！最重要的是，弄出这样规则的大学，让学生怎么看自己的母校？他们以后又怎样维护尊严和荣誉？
今日大学里的规则制定者，确实不能不先考虑上级的要求和感受。希望他们也同时想想，我要制定的新规则，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鼓励和培养学生的尊严和荣誉感。仅此便会好很多。
您觉得学者写媒体文章，应该以普及为目的，还是提高？
罗志田：或许都可以吧！在以前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学者说话，无所谓是否面向大众，也就没有“提高”和“普及”的紧张了。但进入现代社会，这就真成一个问题了。还在“五四”时代，“提高与普及”就引起了胡适、陈独秀和傅斯年等著名人物的争辩。恐怕到今天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我们现在强调平等，不论说“提高”还是“普及”，对读者听众的预设都不高，多少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甚至有自居菁英的嫌疑。如果先做自我批评，表明并无自以为是的意思，则我的看法，一个社会永远需要有一部分人在“提高”方面持续努力，并得到全社会充分的支持。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若全社会都重“普及”而轻“提高”，最多不过是“可持续存在”而已，恐怕谈不上“发展”。
大学无疑承担着“提高”的责任。按傅斯年的看法，大学对社会的贡献，在于树立榜样，以影响社会风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若“普及”不仅是传递和扩散专业知识，而牵涉“民德”的升降，这样的“普及”也不容忽视。就此意义言，大学致力于提高，就是最好的普及。如果读书人的“文德”不能与一般人分享，以培养“民德”，则“文德”本身也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提高”也就没了基础。
大学的定位如此，在大学中教书的人或许也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您如何看待学者的“网红”化倾向？学者有粉丝，这对普及学术有没有一定好处？
罗志田：我不知道您说的“网红”具体究竟指什么，对您说的这个倾向也了解不多。在我的朋友里面，至少有两三位据说是有很多粉丝的。不过那些粉丝大部分好像也与学术相关，他们成为“粉丝”就是因为学问的缘故，所以不一定存在“普及学术”的问题。当然我也偶有朋友是那种有大量非学术粉丝的所谓大V，则根本就没进行什么“普及学术”方面的工作。有位朋友，据说他在微博上推荐一本书，铁杆粉丝都会买，那就可卖五千本。我赶紧请他推荐了我的一本书，最近听出版社说，那书一年来好像总共就卖了五千多本。如果把他影响的五千本减去的话，就只剩几百本了！不知道是他的粉丝已经不那么忠实了，还是我确实有那么失败，写一本书总共只能卖几百本。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他的推荐，不然真不好意思面对出版社了。
国外很多学者很善于运用社交网络传递信息，有推特、脸书账号，和同行、学生交流，您觉得怎样才算在社交和学问中找到平衡甚至教学相长？有没有值得称赞的例子？
罗志田：大体上我不太善于利用新技术，过去很长时间里基本不用手机。后来因为一些朋友打电话就是不打座机，似乎非打手机不可，终于用上了。但我家的手机信号很差，所以实际用处仍不大。再后来发现使用微信就可以利用网络信号，联系方便不少，结果我虽较晚使用手机，用微信反而比一些同龄人早。不过到现在还是不够灵光，最近我手机上微信的通知功能突然不响了，就始终没解决，可知这方面确实非我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