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针对“青椒”还有在一定年限中“非升即走”的规定，您怎么看？
罗志田：比较而言，您说的“非升即走”规定，是现存各类规定里相对温和的了，因为那通常都与一段时间挂钩。我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若较长时间“不升不走”，就算没有“风言风语”，也可能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目光”，敏感者或会主动感知到不那么和善的一面，说不定就抑郁了。故除非心态极平和或者抗压能力超强，“不升不走”的，在校园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即使没有您说的规定，有些人也会主动考虑“良禽择木而栖”的选项。目前的规定不过把本来“残酷”的现实变成条文罢了。
现在大学里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青年教师都承受着校内校外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人甚至还没成为青年教师就提前预约了一些压力。有些压力是规则造成的，有些却是“舆论”促成的。例如现在年轻人的计算能力都偏强，他们都愿意去机会相对多的“北上广深”，甚至连南京、天津、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不愿意考虑。然而除了少数系科，深圳的大学几乎是各大城市里最差的，却仍成为首选之一，最能体现“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从常情看，去一个房价无比贵而学校不甚高明的地方教书，是不是有些自寻烦恼呢？
通常一个人自视较低，才不得不借助外在环境。若稍有自信，寻求一个对自己学术成长更有利的环境而发展得更“顺利”些，不是更理想么？且现在“人才流动”比以前容易得多了，自己真做得好，应不致被埋没。若成长不顺利，外在环境的助力还遥不可及，房价已经把人压垮，除了抑郁，还能做什么？简言之，规则是别人定的，我们拿它没办法；但在可以体现“主观能动性”的方面，年轻人不妨多为自己想想。
有老先生提到近年博士论文质量越来越差，许多人读博士也并非发自内心地热爱学问。您觉得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应该从哪些方面引导博士生热爱学问呢？以前的老先生是如何言传身教的？
罗志田：我也听有的老先生说过“博士论文质量越来越差”一类话，我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现在博士论文的范围很宽，你选择去看好的还是不好的，通常就会看见你想要看的。从我自己教的博士看，虽不敢说越来越好，但肯定不是越来越差。而且我也从别人指导的博士生那里看到过非常不错的学位论文。不过我见闻不广，也不排除整体上确实存在这样的趋势。
假如真是这样，我想，所谓“博士生导师”（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的责任，远超过博士生。毕竟一方年长一方年轻，且美其名曰“导师”，当然应负主要责任。我们现在基本还实行师徒制，从招生开始，就是老师起主导作用。不适合做研究的学生，一开始就可以不收。既收进来，不仅是“严格要求”，恐怕也要因材施教，引领学生走入正当的学术流程（所谓学术，不仅是学问，还真有“术”的一面要教）。退很多步说，那些“质量越来越差”的博士论文，不是都通过了老师把关的答辩吗？
当然，现在的规则也越来越不鼓励出“质量好”的博士论文了。前几年为了让学生写出好的学位论文，曾鼓励学生延期。现在则一律卡死，过期不候。连“封建时代”还有所谓法外施恩，现在对不同的人，却要实行严格的一刀切规则。用极其细微的固定标尺去范围不一样的人才，要想不降低博士论文的“质量”，还真难。所以老师之外，规则也要负不小的责任，有时甚至是主要的责任——因为在规则较固定时，老师招生就要考虑规则的要求，明明看到不世出的天才，若估计其不能按期毕业，也不敢要。但现在规则不仅多出于“顶层设计”（虽然设计者往往也曾是老师），而且随时在变；制定了就实行，还可以追溯既往。这样，老师按招生时的规则收生，可能到毕业时就不符合新规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