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您觉得它还有当年这么大的影响力吗？近些年欧洲局势的变化、ISIS的横空出世、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展，是否对其东方主义构成新的挑战？
单德兴：《东方主义》出版于1978年，至今已近四十年。在晚近的学术论述中或许引述的次数不像先前那么频繁，但依然不时有人引用。其实，引用较少未必就表示没有影响力。以新批评（New Criticism）为例，它强调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并发展出一套术语。如今文学界已经很少人谈论这种批评方式，仿佛它已经落伍了，不值一顾。但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就是因为细读已被内化为教学和研究的一部分，成为基本功，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没有必要再强调。而萨义德提出的那些观点，像是东方主义，对西方主流知识体系的挑战，对弱势的重视，强调对位阅读、流亡者、边缘者……这些观念都已被学界内化，渗入了他们的思维与论述中，日用而不察，影响力反而成为隐性的。
至于近年来欧洲局势的转变、伊斯兰国的崛起、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展，或者晚近的欧洲难民潮现象，仿佛又强化了东西方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尤其是对伊斯兰的看法。我在这里要重述萨义德的一些看法。首先，伊斯兰本身是相当多元与异质的，横跨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信众数以亿计，底下又分为不同的教派，是不可能以单一、同质化的方式来概括的。而伊斯兰国的出现，他们各式各样的残暴行为，以及对历史文物的破坏，也是许多爱好和平的伊斯兰教徒所不能接受的，认为他们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其次，《东方主义》一书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东西二元对立的现象，特别是国际上强势者以各种方式霸凌弱势者的现象，以及其中的权力、知识、再现、宰制的关系。与现实社会更接近的是《采访伊斯兰》一书，揭示了主流媒体与专家如何呈现他者，里面涉及了由谁呈现、为谁呈现、为何呈现、如何呈现、效应何在等等，再次揭露知识、权力、诠释与再现之间的关连，以及媒体、专家、官方之间的关系，甚至共谋，这里面也包括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谓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比方说，当年美国声称伊拉克的萨达姆（Saddam Hussein）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言之凿凿，制造国际舆论，妖魔化对方，等到以美英为主的多国联军出兵伊拉克，把萨达姆抓到、处死之后，却找不到什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原先西方人口中所称的独裁者萨达姆虽然统治手段颇为可议，但至少能维持区域性的稳定。等到他被联军铲除之后，造成当地权力真空，先前被压制的各派势力崛起，彼此攻击，烧杀掳掠，生灵涂炭，流离失所。加上列强背后较劲的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的崛起，形成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欧陆各国饱受其害，而始作俑者反倒袖手旁观，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记得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萨义德发表评论，文末语重心长地指出，面对如此重大事件，必须以教育与耐性来处置。今天回顾，萨义德不少看法依然发人深省，足以证明他的远见。
我们一方面佩服萨义德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东方主义》毕竟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书了，随着不同的时空环境与知识条件（其中有些是由他的论述所促成的），可能有些地方已经不足够或不适合了，必须重新省思，予以创造性的诠释、补充，或者批判性的调整、转化。其实，从《东方主义》后来增添的绪论、后记或专文，如《再思东方主义》（“Orientalism Reconsidered”），都可看到萨义德与时俱进的反思。因此，我个人认为对已经辞世的他，今人依据不同的时空脉络与知识条件，进行具有深度的反省、评论、发挥，甚至转化，会是对他的最佳礼赞。忝为萨义德在华文世界的翻译者、访谈者与研究者，我从他的言教、身教受益良多。很感谢你提出的深刻问题，让我从个人的角度重新省思萨义德对今天的我们可能具有的意义。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