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正如你所观察的，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似乎局限于学院内，而且成为强势的学术话语。这种现象牵涉到国内外的学术生态。以我个人比较熟悉的台湾的英美文学界为例，我1970年代当学生时，读过的唯一一部弱势族裔文学作品就是非裔美国作家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1970年代后半，因为犹太裔美国作家贝娄（Saul Bellow）与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有人钻研犹太裔美国文学。1980年代前半开始有人留意非裔美国文学，1980年代后半开始关注华裔美国文学，1990年代起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加上文学与文化理论对弱势论述的重视，因此无论是在学术会议或攻读学位，都有许多学者或学子选择弱势文学与后殖民论述作为主题，以至原先弱势的文学研究，反而成为强势的学术话语，甚至在数量与声势上远超过经典文学研究。我曾在不同场合中指出，这些弱势论述漂洋过海到了第三世界的学术圈之后，反而成了强势论述。这种现象一方面与国际思潮的接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不同地方的学术生态有关。英美国家的英文系基本上以主流文学为主，由于根底深厚，新兴的文学研究产生了“老干新枝”的样貌。但在台湾由于英文系原本的师资有限，新进教师有不少是钻研弱势论述与文学的，加上研究生对后殖民与弱势论述的兴趣，所以就形成了失衡的现象。然而不论研究、教学或学术发展，各方面的平衡会是比较好的情况。若是太集中于某一个领域，这种“偏食”的现象会使得有些该开的课没办法开，学术视野褊狭，而训练出来的人过于集中于特定领域，眼界难免较为有限，也会造成求职的困难。就长远的学术发展，或现实的“学”与“用”而言，都有反思与改进的必要。
众所周知，萨义德早年大力将欧陆理论引介到英文世界，尤其是美国，但是细看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一方面他不仅文笔很好，是为人称道的文体家（stylist），不像有些批评家的文笔甚至连英美学者都认为深奥难读，迭有烦言，另一方面他很少卖弄艰深的理论，也不以理论家自居，甚至避之唯恐不及。记得1998年我第二次访问他时，提到他在国际上很有名，并请他就身为旅行的理论家（traveling theorist）表示意见，他响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理论家”（I am not a theorist），这个答案很可能会令不少人错愕。接着他说，“我一直在谈巴勒斯坦，一直在谈政治议题。”也就是说，他不只口说，而且实际行动。类似情形也见于文化研究大家霍尔（Stuart Hall）。他运用左派文学与文化理论进行研究，卓然有成。但他在一次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中就提到，自己对与会学者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十分娴熟的现象，表示有些保留，甚至担心，因为文化研究的初衷是要结合学术专长与社会现象，而不是以理论挂帅。我个人多年来也算是致力于为华文世界引介国际文学与文化思潮，但在国内外的一些文学会议中，也不时看到有人谈起理论来如数家珍，却很少谈到文学文本，或者把文学作为理论的附庸或注脚，让人有本末倒置之感。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萨义德虽然致力于传播后殖民主义，但后来理论如此风行，恐怕也出乎了他的意料。他一向强调“现世性”（worldliness）、“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当不会满足于为理论而理论，或自我设限于专家学者的狭隘领域。因此，他在199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有关“知识分子论”的系列演讲中，有一讲就专门讨论业余者。而萨义德本人，无论身为知识分子、人道主义者，还是音乐评论家，都秉持反对专业、垄断，努力挑战现有的疆界与既有的权威，试图开拓出崭新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