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这是不是就等同于“向所有的国家或民族认同宣战”？对这一点我有所保留，因为认同问题颇为复杂，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萨义德曾有原属关系（filiation）与认属关系（affiliation）之分：前者是天生的，与出生、血缘等生物性质有关，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后者是后天的，依照个人意愿来决定认同的对象，是迁流不已、变动不居的。对萨义德本人而言，认同的重要对象就是巴勒斯坦民族，为了表示自己这种认同，他从1977年至1991年担任巴勒斯坦民族议会独立议员，多年来在国际上为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四处请命，大声疾呼。他也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为弱势者发声，像处于种族隔离下的南非黑人族群。此外，他对违反民主与人权的政权，以及在国际政治上采取双重标准的国家，也不时加以谴责。由此就可看出他的价值观与认同之所在。
至于大学的角色及意义，萨义德多次提到，美国的大学有如乌托邦般的空间，这里所谓的“乌托邦”指的并非子虚乌有、镜花水月、虚无飘渺，而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理想性。在这个空间里，允许各式各样的言论来发声、对话、辩证，而他很庆幸自己多年来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畅所欲言。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学这样的乌托邦空间，他的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很可能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大学作为允许各种声音出现、各种立场激荡的理想性空间，是人类社会中具有关键价值的场域。
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与诘问的批评精神，对今日世界是否仍有意义？今天我们处于多倍速的时代，各方面的信息蜂拥而至，比以往快速、多元、繁复、纷杂得多。再加上网络的匿名性，使得发言者更敢于发表各式各样的言论，甚至不负责任的说法，以致真假难分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散播、甚至流窜，愈是辛辣、惊人的说法，愈吸引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精神其实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如何在众说纷纭、快速流窜的信息中，做正确的了解，明智的判断，适当的处理。就消极面而言，就是“谣言止于智者”，既不听信，更不传播不确定的讯息。就积极面而言，就是如何运用新兴科技，传播有思想、有内涵、有利于大众的讯息与见解，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以扩大正面的影响。这种批判精神在萨义德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以他比较通俗的著作《采访伊斯兰》（Covering Islam，或译为《报道伊斯兰》）为例，副标题就点出了全书的旨趣：“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这本书批判西方主流媒体与专家对中东的再现，强力批评其中知识、权力、再现、媒体之间的共谋关系。遗憾的是，他当年批判的那些现象如今依然存在。现今国际社会有很多以认同为号召，却从事迫害弱势、敌对行为或恐怖事件，在在让人们看到所谓的认同竟可以被动员到那种骇人的程度，对芸芸众生造成严重的危害，多少人为之家破人亡，因此更需要萨义德所示范的那种诘问与批判的精神。
《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在将政治与文学或者文化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过程中，萨义德采取了激进的方法，但他的文学趣味和价值观，看起来却十分保守（集中于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作家）。有批评说，他的参照点仍然是“宗主国”，这看来与其他后殖民理论家不一样。如何理解这一矛盾？
单德兴：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从后殖民的立场，对西方传统的经典文学与主流价值做了相当程度的批判，并且把自己的阅读方式称为“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对位”之说挪用自他所熟悉的音乐，也就是说，作为时间艺术的音乐，如交响乐中主旋律与其他声部同时出现，各司其职。然而以往的阅读着重于传统或主流的声音，而忽略了其他的声音。萨义德从后殖民的角度切入，强调文本中以往被忽略或压抑的声音，提出了前所未见的诠释，挑战传统的读法。就传统而言，这似乎是相当激进的做法。然而，如果把一部作品放在它的批评史或接受史的脉络下来看，就会发现其实不同时代的人，针对同一个文本，甚至经典文本，都可能有不同的读法与评价，这种现象非但不足为奇，反倒是使得那些文本与经典得到新生的重要因素，让它们能在不同时代产生新意，继续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