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他的文学趣味与价值观保守，集中于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作家（dead white European male writers），这只是个方便、简化的说法，因为《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至少是专章处理女作家奥斯汀（Jane Austen），也讨论了法农（Frantz Fanon）、西赛尔（Aimé Césaire）、詹姆士（C. L. R. James）、阿契贝（Chinua Achebe）等非白人的作家、批评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其次，他所讨论的对象确实反映了他的文学趣味与价值观，基本上还是以主流的经典作家为主，有人觉得他保守，他也曾坦承自己是文化上的保守分子（cultural conservative）。尽管如此，在这里很重要的区别在于研读的对象是经典作家，或是使用传统的读法，还是两者兼具。如果用传统的读法来读新作家，很可能只是复制了传统的诠释方式与价值观，遑论以传统的方式来阅读传统的作家了，对人类感受与知识的创新意义不大。但萨义德的本领在于，能以“对位阅读”的方式进行“旧作新读”，让熟悉经典的读者发现竟然还有这种读法，这种冲击与影响往往大于“新作新读”，因为一般人往往未接触新作，无法领会不同阅读方式的新意或冲击。要言之，他面对熟悉的经典作品，能够不落入前人的窠臼，提供别出心裁的读法。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参考点既是“宗主国”，却不囿限于此，否则只不过是为传统的学术殿堂添砖加瓦；更精确地说，宗主国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批判的对象，因此能够迭出新意，屡有新说，自成一家之言，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产生典范转移的效应。
是否因此而有别于其他后殖民理论家？这可能见仁见智。因为任何观念或学派绝非凭空而生，而是有它的背景与脉络，所以欧洲中心论可说是他的参考点，但也是他要挑战与颠覆的对象。我们以两位后殖民理论大家为例。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当然有她族裔、女性等背景，但她在学术上的成名作却是翻译法国白人男性哲学家德里达的《论文字学》（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文学评论则取法自精神分析，从中别出新意。由此可见他们与欧美主流传统之间“若即若离”、“既即又离”的关系。套用巴巴的说法，多少像是拟态或学舌（mimicry），有如被殖民者模仿并精通了主人的语言之后，反过头来诅咒、批判。也正因为他们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所以提出的另类观点或对反论述（counterdiscourse）更能切中要害，批判的力道与效果也就更为强烈。
年轻世代的学者与批评家，走在前辈学者开出来的路上，一方面可以远为平顺地继续前进发展，另一方面在回顾时也宜以历史化的眼光加以省视，把前代批评家和他们的论述放回当时的时空脉络，体认前人所面对的历史情境，披荆斩棘的贡献以及难免的未竟之处，给予更公允的评价。因此，萨义德在讨论奥尔巴赫时，强调阅读人文文本时，要进入作者的生命世界，设身处地着想，而这结合着“博学与同情”，前者是理性，后者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结合才可能成就一位人文主义者。
萨义德非常反对学术的专业化，提出知识分子走出学科藩篱，关注社会正义。但在这些年里，后殖民主义成了一种限于学院内部，然而非常强势的学术话语。您如何看待这一悖论，萨义德当年是否已经预见到这些？
单德兴：萨义德确实非常反对专业化，他在《知识分子论》里呼吁世人要做业余者，因为业余者的所作所为是基于兴趣与喜好，而不是名或利。他对国际政治的发言，对媒体的批判，或撰写音乐评论等，这些其实都在他专业的文学范围之外，而是以业余者的身份所发表的意见，因此往往逾越了现有的学科藩篱，而带来另类观点与论述，以致别有新意，刺激专业与非专业的人士共同来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