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八十大寿时的合影
1988年9月，我自蜀中负笈京华。行前，家父同窗挚友、四川大学中文系张清源教授嘱咐我，她与傅璇琮先生的夫人徐敏霞先生是北大研究生时的同学，让到京后代致问候，我明白这实际上是长辈有意为晚学创造求教学界前辈的机会。于是当年秋冬之际，我第一次去中华书局见到了傅先生，不大的办公室杂乱无章地堆满书籍，当时的傅先生不过五十来岁，瘦弱但精神，几乎没有多余的话，便问我打算做些什么研究，我也不知道当时胡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不管说什么，他的回答总是好的好的、是的是的。低调、随和、谦逊，一如我当时对中华书局这个大名鼎鼎的出版社的印象：地处喧腾的王府井大街，一进入它的大门，似乎便隔断了红尘，简朴的陈设与幽邃的气氛让人怦然心动。
转眼到了1991年夏天博士论文答辩的环节，启功先生几次与我斟酌答辩委员人选，最后圈定了校外三位：傅先生、冯其庸先生和袁行霈先生，校内两位：邓魁英先生和张俊先生，并请傅先生担任答辩主席。后来知道答辩的这一天也是傅先生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在答辩会的间歇，他说他头一天接到了中华书局总编辑的任命。
博士毕业之际联系就业单位，我所以选择中华书局因素颇多，但必定与第一次去拜见傅先生时中华书局留在脑海里的印象有极大关系。文学室主任许逸民先生通知我，最好请导师写一封推荐信，更利于我的求职。启先生的信竖行，抬头是“璇琮、逸民同志赐鉴”，二位先生的名字是并排书写的。后来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也提到，“在傅许二公身边，工作即是学习”。后来我一直没问过进中华书局的细节，但我想身为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先生，一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供职中华书局近九年的时光，最早一次与傅先生的工作接触，是大约1992年春夏之际，随傅、许二先生和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徐俊兄一同去南开大学，与罗宗强先生谈他的文学思想史系列的编纂与出版。傅、罗二先生年龄相若，既为同行，更是挚友。当时教授的生活条件与今天别如天壤，罗先生说他正等着校内留学生离校，好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因此，当他要请我们一行吃饭时，傅先生执意不肯，我们有意转请，他们更不好意思，结果只能是我们独赴狗不理。当从校门口喊了两辆三轮车离开，车已经骑出十几米，罗先生让他的学生张毅追上来，往两辆车的车夫手里各塞进一张票子。
第二年我从文学编辑室转到国务院（后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傅先生本有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重任在身，但作为新一届古籍小组秘书长，受小组组长匡亚明匡老之托，直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各项工作，我受到傅先生的耳提面命就更仆难数了。要我现在来总结当年对傅先生的印象，那就是工作内容上一以学术为旨归，工作风格上可谓霭如春风，从来没有一丝领导的架子。
傅先生平时言语不多，交谈内容几乎不牵涉工作之外。但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也不说话，只笑吟吟地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裹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个大镂花玻璃盘，原来，傅先生知道我快要结婚了，这是送给我的贺礼！我竟一时语噎。外表上看起来粹然儒者的傅先生，内心也是充满人情味的！
1996年末，匡老以九十一岁高龄去世。次年中，匡老一手创刊，张岱年先生主编，问世不过四年却已颇具影响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等不到年底即被新闻出版署叫停，连交了一整年刊费的订户的利益都无暇顾及，却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解释过原因。我手头没了具体工作，一时反倒觉得轻松。就这样过了一年多，1999年初夏的一天，突然接到电话，电话那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蓝棣之教授，说系里正在考虑我的调入问题，希望暑假后先去上课。我与蓝教授素昧平生，与清华中文系也从无交往，一时间以为他找错了人，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傅先生推荐的我，蓝教授也诧异于傅先生竟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当事人！后来傅先生才告诉我，因为一年多来古籍办的工作没法正常开展，他早就在考虑办公室里年轻人的出路问题了！傅先生对后学的提携是天下共知的，他被称为当今的韩荆州，岂虚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