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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如山长相忆(1)

2016-11-13 13:00:46      参与评论()人

——纪念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

1986年程先生与沈从文、张兆和摄于沈府。

今年11月是我的恩师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程先生病逝于1994年,享年七十八岁。抚今追昔,万千思绪刹那间在脑海中涌起,一时难以下笔。世事如苍狗白云,变幻无穷,亦转瞬随风飘逝,而师生情谊如青山绿水之常存,岂唯薪火相传,为吾五千年中华文化命脉之所系,亦为天地间一段传道解惑因缘而不可磨灭者也。

我是1968届初中生,磨蹭了两年,1970年3月还是响应号召赴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干一天农活赚一角钱。半年后因生病回沪,开始了我十年自学的漫长历程。1979年我凭借知青回城大潮的东风,终于把滞留淮北农村达九年的户口迁回上海。1980年初夏,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公开向全国招考研究生。报考条件是需交专业论文与英语作文各一篇。经评审合格方能准许考试。我当时报考的是中哲史专业,所交专业论文是《试论庄子哲学思想》,英语作文是《“耳朵认字”与“耳聪”》(“耳聪”典故出自《晋书》),获得了参试资格。考试成绩揭晓,仅有四人超过录取分数线,在中哲史专业领域我名列前茅。那一年我二十八岁,但运乖数奇,因政审未能通过,最后被拒之门外。

这当然是一种报应,是对我未能长期坚持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报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此以后,我对各类招考皆踌躇不前。但我不能束手待毙,我一边开始写作《道家思想史》一书,一边开始在黄浦区新兴五金厂工作(实为街道小厂)。该厂的书记兼厂长李惠英了解我的状况后,把我从车间调至厂部担任统计员,每月月底只需去工作五天,其余时间,她说:“小张,你可以回家看书去。”不言而喻,这位李厂长是我人生途中曾经向我伸出援手的“贵人”。这样,我每天往返于上海图书馆与家中,途中还可在人民公园练练太极拳,日子似乎过得还比较逍遥。这两三年时间我经常呼朋引类地四处访“奇人”与“奇书”。然而偶尔亦有迷惘、失意与苦痛,因周围有不少同龄人甚至青年人已经考上大学,他们趾高气扬,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眼光。我那时却仍在命运的大海中奋力比划,搏浪击水,不知何时何处可以上岸。

明代落魄江湖的异端思想家何心隐在士林中享有声名,他曾与尚未拜相的张居正论学,言语有所冲突,后者讥讽他“时时欲飞,第飞不起耳”。一语成谶!何心隐后来果然潦倒终身。这话卒读之下,不免令人心生阴影。莫非天地间真有这样一种“欲飞”而“飞不起”的宿命,亦可谓惨矣。我那时白天读书写作,充满自信,但夜深人静,瞻望前程,张居正“飞不起”的酷评如一道魔咒亦偶或在脑海中盘旋、呼啸,有不胜凄凉之感。

否极泰来。1983年2月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文汇报》上刊登一则消息,拟向社会招聘一些懂得古文并有能力标点古籍的人员。我当即向该所写信,毛遂自荐。同年6月我收到邀请信,参加在上海师范学院召开的古籍标点座谈会,首次见到了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程应镠先生。9月我复去上海师范学院,程先生赠送我一册油印本《宋人文集目录》,并分配我标点《朱子大全》中的思想史资料。12月我去上海师范学院参加古籍标点交流会,遇见刘昶、钱玉林、范文通等人,相谈甚欢。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84年。这一年上半年,我去上海师范学院面谒程应镠先生,交上已经完成标点的六百四十九页《朱子大全》中的思想史资料,分门别类,共计三十多万字。程先生翻阅了我的标点作品,并询问我:“你既然有这样的能力,为何不考研究生呢?”——“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像一个彷徨迷惘的孺子,猝然间遇见了一位具有慈悲胸怀的长者,他且有力量拯救我于漫漫长夜无路可走之中,并将给我带来一片曙光。岂非枯苗如逢甘霖?我当即向程先生倾诉了1980年我报考中国社科院所经历的不公遭遇。程先生听后,同情地说:“这是官僚主义,很普遍。你不要难过。明年我再为你招一个研究生。我年纪大了,本来不准备招了。既然你是这种状况,明年我就单独招你一个研究生。”——感谢上苍眷顾。程先生这一番话,对久处困境中的我而言,无疑是一种瞬间决定书生命运转折的玉音纶语。这使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