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世文献之中，藏文文献的门类之繁和数量之巨，较之汉文文献可谓毫不逊色。藏文文献的甚深和广大，既为藏学研究提供了取用不竭的根本所依，又为后学晚辈构筑了一道森严的知识壁垒。沈卫荣教授和侯浩然博士的新著《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基于语文学（philology）的方法跨越了文本的多重边界，通过丰富的例证揭示了藏传佛教文本形成与历史建构之间的动态关系。
此书以其学术旨趣之新颖和内容体系之完备，足以位居近年的藏学著作中最具示范意义的成果之列。作者对于A. Sanderson研究密教起源的学术进路——“以文本对勘来构建历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作了积极的借鉴和有益的发挥。所论范围，不仅包括十一世纪以前西藏的政教历史，而且涵盖十一到十五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历史。近十年来，沈卫荣教授主张突破“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的单一框架，积极发掘包括历史、佛教、语言在内的“汉藏佛学研究”（Sin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的文本资源。尤其对《大乘要道密集》及其相关文本的对勘和研究，凝聚了沈卫荣教授及其门下研究团队的集体贡献，堪称当前藏学领域别开生面的预流之作。这项研究，不仅沟通了不同学术领域的此疆彼界，而且厘清了多语种文本间的年代谱系，使得相关历史过程的重构成为可能。
文本作为前人历史书写的结果，往往具有多个层面的内涵和功能。此书作者引述并升华了D. Germano关于《宁玛十万续》（rNying ma rgyud 'bum）的“多重边界”（at the boundaries）之说，阐释了流动的文本中所蕴藏的多重意义（194-198页）。推而广之，《大乘要道密集》及其相关文本，何尝不是一组背景复杂的处在“多重边界”上的文本。沈卫荣教授的密教研究成就，不仅得益于其对西方学者晚近十余年来相关成果的了然于胸（参见其主编的《何谓密教》，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更是得益于其对“原文本”（source-text）的追索和对“文本群”（text-group）的开拓。正如作者所说，“从文本到历史之间，我们必须跨越过一条十分艰苦、复杂和精致的学术道路”（第9页）。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将新近发现或重新发现的不同地域、时代相继的多语种文本整合起来，发展成为一个“文本群”进行对勘和研究，因其思路开阔而致广大，打破了中国学者在国际藏传密教研究领域寂寂无闻的境况。
面对卷帙浩繁、类型多样的藏文文献，学者如何达到藏语文能力和语文学方法的统一？此书第一章和第三章，为读者开启了认知藏文文献、处理藏文文本的门径和视角，其中不乏对西方学界新近成果的总括和评论。作者早先对一世达赖喇嘛传记的研究，成功地揭示了藏传佛教格鲁派（dGe lugs pa）的早期史和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成立史（“华裔学志丛书”第四十九种，2002年）。此次作者据以现身说法，详解如何超越宗教化和程式化的历史叙事体系，再现教条化的宗教叙事背后的历史真实。藏传佛教的教法体系，与其文献传承密不可分。作者提示我们：塔波（Tabo）文书和敦煌文书，可以分别作为西藏佛教“上路弘传”（stod 'dul）和“下路弘传”（smad 'dul）的文本坐标（231页）；敦煌藏文写本表明，密教对于西藏吸纳佛教并形成独特传统起了最中心的作用（218页）。此外，敦煌藏文密教文献又与黑水城密教文献一脉相承，同样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