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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老人从横滨桥到太仆寺街(1)

2016-12-25 10:25:36      参与评论()人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取保释放,走出了三年多的囚禁之地——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一月二十六日走出了老虎桥,在近地的马骥良君家住宿一夜,可是刚吃过晚饭,马君听了友人的劝,忽然决定连夜趁车赶往上海去了,我遂独自占领他的大床,酣眠了一夜。”这是六十五岁的知堂老人惊魂未定的酣眠,也是他此生最后的南京之夜。

这位马骥良,乃周佛海亲信,于周佛海日记中出现过几十次,1947年3月9日周佛海狱中日记云:“病中一切均系骥良照料,其忠义之行,虽古人鲜见。余部属、友人甚多,危难时始终不变,尽力招呼者,惟骥良耳。感激之余,不胜敬佩。”我认为马骥良是与周作人同时释放的,这才有可能在慌急之下邀周作人借宿自家。马骥良连夜赶往上海,也许是担心当局变卦“放了又捉”,马的担心直接影响了周作人,所以老周第二天下午在尤炳圻父子的协助下也赶紧乘火车奔赴上海。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周作人说“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车辆停在那里,就拥了上去,那时车上已挤满了人,我因了尤君父子的帮助,从车窗上进去了,得到一个坐处,尤君父子却只能站着,后来在过道上放下包裹,也就坐下了”。经历过挤火车年代的我,当然会心一笑,同时想象知堂老人爬车窗的动作。

南京到上海,车行一天一夜,1月28日暮色苍然,周作人一行三人才赶到北四川路横滨桥福德里尤炳圻家。尤炳圻(1912-1984)乃周作人学生,兵荒马乱之际,对老师爱护备至,令我“不胜敬佩”。周作人后来说:“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尤君府上的食客,白吃白住,有一百九十八天,直到八月十五日这才回到北京来的。”一百九十八天之后离沪返京,乘火车同样是“一票难求”,直接拿不到票,先一天得去车站“编号”,“由平白派其长子锡麒彻夜守候”,平白即尤炳圻。第二天“上午五时”再“盖戳又编号”,“八时顷先回,九时半又去,凭编号界片买北平二等票,三万六百廿元,取得收据”。第三天“托平白至站寄行李二件,五十一公斤,运费一万九千余元。二时同平白出发,亢德,延义送至路口。五点五十分火车开行,各有坐位,夜未能睡”。

周作人在尤府住下,4月1日恢复日记,我所看到的只是“六月廿七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一时期的周作人日记,若无这段日记作参考材料,只凭我到过横滨桥,只凭我非常熟悉太仆寺街,这篇小文还是无从写起。

1976年11月香港出了本《七艺》月刊,主编是徐訏(1908-1980)。在创刊号目录上赫然列着“知堂老人的己丑日记”,见到这一行字,我是不能错失这本杂志的,很便宜的价钱买了来,后来又买到了全份四期的《七艺》。内页的题目是“知堂老人己丑(1949)日记”下面“成仲恩编注”,成仲恩即鲍耀明(1920-2016)——周作人晚年通信及贸易往来最多的境外友人。我们知道周鲍的交情非同一般,鲍向周借日记,周竟借给他,而且不止一次,借借还还,寄来寄去,终于搞丢了一本(1944年日记)。

周作人自入狱到出狱到借居尤府到返平这几年里,往八道湾家中寄有一百六十余封信,每信均有编号,己丑日记中最后一信为:“八月五日,下午寄一六二号北平信。”可惜这些信无一保存下来。

战前周作人公开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所出,周作人未及看到(或以为没出成),所以己丑日记中记有“六月三十日,阴。上午写文了。下午康嗣群来,云无《立春以前》,因以一册赠来。”陶亢德当年主政太平书局,后被判刑三年,陶亢德与周作人过从甚密,《立春以前》经他手出版,如无后来的变故,本应由他亲手付给周作人样书的。康嗣群(1910-1969)与后来接收太平书局的出版公司熟络,故从库底中找一本《立春以前》不是难事。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回北平后,日记中所记赠友人书无一例外全是《立春以前》,如:“九月十日,下午废名同王楷元来访,赠以《立春以前》一册。”“十月二日,上午托丰二送交从文信,《立春以前》一册。”“十一月八日,下午寄复信,又《希腊的神与人》原本一册,吴小如《立春以前》一册。”这些《立春以前》很大可能也是康嗣群在上海时给周作人买来,随“五十一公斤”行李一并运抵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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