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欧亚大陆的传热病摧毁了美洲的印第安人社区。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印第安人的农业技术远较欧亚大陆落后，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需要“频繁焚烧树林”以去除多刺的灌木，烧死有害昆虫，为农场建设厘平土地。而当印第安人的火把湮灭后，大自然开始反攻，曾经开阔的草原又变成了森林。1634年时，当清教徒在北美洲普利茅斯登陆十四年后，欧洲殖民者发现，从北美洲到亚马逊河流域，森林大片复兴了。生态环境的改善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焚烧活动的锐减促成了树木的生长，而森林的光合作用使得空气中的二氧化氮含量下降——与今天的气候变化恰恰相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减少了。换句话说，“哥伦布大交换”通过致命的病毒，“对地球的碳预算造成了显著影响”。
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全球变冷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在欧洲，人们在冰上行走一百英里，就能从丹麦走到瑞典。正是在这种反常的气候下，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拖入战争，而几乎是唯一一个置身事外的欧洲国家正在忙着内战，并处决它的国王，这就是英格兰。在“小冰期”中受到最大打击的可能正是距离美洲最为遥远的东亚大陆。1637年到1641年，“天朝”出现了五百年不遇的严重干旱，紧接着的1642年又是严重的水灾，使得全国三分之二的耕地无法耕种。内忧外患中的明朝最后正是在1644年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随后满人入主中原，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哥伦布的大交换”。
进入同质世的中国
对中国读者而言，“同质世”给古代中国带来的影响始终是最受关注的。作者在书中不吝笔墨地提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十六至十七世纪横跨太平洋的“大商帆贸易”——“哥伦布大交换”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故事开始于1545年4月，一个叫迭戈·瓜尔巴（Diego Gualpa）的人无意间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银矿，含银量高达百分之五十的波托西银矿（在今天的玻利维亚）。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美洲生产了超过十五万吨的白银（占全世界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大部分的白银实际上运到了亚洲，最终集中到了福建的月港（属漳州）。
被西班牙人征服的菲律宾成为了跨大西洋贸易的中转站。简而言之，西班牙人用美洲出产的白银换取月港商人的丝绸。福建商人将丝绸卖到马尼拉，获得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利润，西班牙商人再将价格提高两、三倍甚至四倍后，在美洲销售这些商品的成本也只有经营西班牙自产纺织品的三分之一！通过月港源源涌入的白银则帮助明朝克服了“银荒”（中国白银出产其实很少），使得张居正建立在银本位上的“一条鞭法”税赋改革得以实现。
“哥伦布大交换”对古代中国更直接的影响是美洲农作物的引入。具体地说，是以下三种作物：玉米（亦称御麦、六谷）、甘薯（番薯、山芋）和马铃薯（土豆、洋山芋）。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在小麦和稻谷（中国人的传统主食）无法种植的干旱贫瘠的土地上成活。在南方，很多农民餐餐都围着甘薯打转：烤甘薯、煮甘薯、用甘薯磨的粉做面条，将甘薯与腌菜一起捣烂……而一个法国传教士谭卫道（Armand David，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西方人）在陕西生活时，也于1872年记录到，“我们小屋附近种植的唯一一种植物就是土豆”，“玉米粉和土豆就是山区人民的日常食粮；它通常和植物块茎混在一起煮着吃”。
普遍发生在中国西部山区的情况是，人们砍倒斜坡上的树木来为甘薯、玉米和土豆腾出空间。耕地数量猛增，于是这些耕地上产出的粮食数量也上升，然后增长的就轮到了人口。在一些地方，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一百倍，而整个清朝的人口也在十八世纪增加了一倍，超过三亿人（并在1850年进一步上升到四亿三千万）。中国以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姿态进入近代，部分原因就在于哥伦布大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