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画马,世人皆知。可“徐悲鸿是谁?”这样一个简单的追问,却不好回答。
徐悲鸿是国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中国美术史上极负盛名。
杨先让是徐悲鸿的学生,在他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于是,最早成书于2000年的《徐悲鸿》,一版再版,到2018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每一版都有新增加的内容。
在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从悲鸿到黄河”这场活动,可谓汇聚了众多有故事的先生。除了杨先让先生,还有李苦禅大师的儿子李燕、徐悲鸿艺术委员会秘书长廖鸿华、徐悲鸿的长孙徐小阳……
杨先让(左)、李燕(右)
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杨先让不仅得到了老师徐悲鸿的亲切教导,而且对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而李燕的父亲李苦禅与徐悲鸿交游深厚。
杨先让生于1930年,李燕生于1943年,这样的两位老先生聚在一起,关于往事的讲述,不但罕为人知,而且金句频出。
杨先让:我们学画是为了出路,徐悲鸿学画想的是国家
《徐悲鸿》这本书是我在国外写的,写作的原因很明确——因为有人在骂徐悲鸿。我受得了吗,你说?
义不容辞,我向外国介绍徐悲鸿,底下的学者听众很感兴趣,他们就鼓动我:讲得这么好,这么让人感动,能不能写?
我没想过。
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比如说吴作人等等,都活着呢,轮不到我写,我属于孙子辈的,没想过要写。再说,我自己的文笔也并不一定好。
后来我又讲徐悲鸿,包括他的感情、事业等。我认为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可圈可点的。没有掩着藏着的,都是很外露的,都是坦坦荡荡的,而且站得非常高,都是为了民族、国家做的。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学画?就是为了将来能有出路。而徐悲鸿学画,他想的是国家,是中国的美术应该走向哪里。
我就想,你骂徐悲鸿,骂中国的美术倒退了50年,我不承认。
我194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到退休,一直都是在徐悲鸿的艺术思想熏陶下走过来的。
后来,也有了有利的条件——我在美国待了16年,徐悲鸿的后代,我差不多都认识了。还有,蒋碧薇的干女儿,孙多慈的侄儿、学生……
包括廖静文馆长,我写书的时候,廖馆长说:“听说你在写《徐悲鸿》,你怎么不回来找我,我什么都告诉你。”
后来,我访问廖馆长的时候,她给我谈这个,给我谈那个。最后我写出来了。一版,二版,这是第三版,每一版出的时候我都增加了一些。
这一次的后记,我越发感觉到《徐悲鸿》说不完了。好多的事情我不了解,我想了解,人都死了,也没法了解了,所以我感觉到很遗憾。我的后记写的,我甚至点了好几个人的名字,都应该好好地写,可是我没办法去了解了。
我们这些人,死的死,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么几个了,我还能出来蹦跶蹦跶,有的同学都躺在那儿,根本起不来了,有的已经走了。
李燕:1918年,我的父亲李苦禅第一次见到了徐悲鸿
我22岁半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受徐悲鸿教育体系长达8年,我是戴着红领巾进的美院附中,然后考入大学。
我现在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现在全国能喘气的有66位。
谍战剧《风筝》刚播完,前两天,我拍了一段节目,介绍我父亲的一生。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最近才由权威部门正式披露——大家只知道他曾经被鬼子逮捕过,因为爱国。但是不知道他的正式身份,他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北平情报站的正式情报员。但是,组织安排他一辈子不入党,作为党外人士。
关于徐悲鸿先生,咱们应该怎么提呢?从哪儿切入呢?我们从西方引进美术和美术教育应该引进什么?这决定于他的价值观。
我觉得徐悲鸿先生,看到了我们中国当时那种人心鼎沸、国难当头的现状,他希望能从国外引进一些能够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的艺术。这样的画拿进来,不管是国画,是创新的国画还是油画,不需要解说员,观众都能看得懂。
有人攻击说,徐悲鸿引进的那些画,那都是很落后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