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到北平后艺术上的知己好友，主要是两个人：陈师曾和徐悲鸿。陈师曾与齐白石的交往，在1917年至1923年间，短短数年，但他对于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起到了关键的催发作用。徐悲鸿与齐白石的交往，在1928年至1953年间，长达二十五年。不妨说，徐悲鸿是齐白石艺术盛期的好友，对于推介齐白石的艺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他们是怎样的知己呢?
一、草庐三请
齐白石何时与徐悲鸿相识?白石老人自己的记述是不准确的。
齐白石与徐悲鸿合影
《白石老人自述》在回忆1920年经历时说：“经易蔚儒介绍，我和林琴南交成了朋友。同时我又认识了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等人。”但这一年，徐悲鸿已在法国留学，显然是白石老人记错了时间。徐悲鸿于1917年12月到1919年1月14日第一次逗留北京，恰好从1917年11月24日到1919年4月，齐白石回到了家乡，彼此不可能相见。他们的相识，只能是徐悲鸿第二次来北平，即1928年11月中旬至1929年初，即他应李石曾之邀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吴作人在《追忆徐悲鸿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徐悲鸿此行归来的谈话：“这次去北平，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几位很有艺术才能的画家，他们有坚实的绘画基础，也富有创新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多才多艺的齐白石先生。”
1928年徐悲鸿三请齐白石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一事，已经成为艺坛的一段佳话，但人们的说法也有不同。林木认为没有徐悲鸿请齐白石任教的确切记载，而是早在1927年林风眠已邀齐至北平艺专任教的;王震则认为徐悲鸿上任后确曾三访齐白石并聘其任艺术学院国画教授，而“林于1927年春虽邀过齐任教，但林于是年暑假辞职后，齐并未续任，才有1928年秋徐悲鸿三请齐白石的事”，而且“林风眠请齐任教虽是事实，但因年代久远，又没留下详细的资料，也影响不大”。
事实上，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偏差。在齐白石的《自述》中有：“民国十六年，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了。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地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地教下去了。”类似的话齐白石也曾跟齐良迟“唠家常”说起过：“我六十五岁那一年，我记得最清楚的，在西京畿道路的西边有一所玻璃顶房子的洋学堂，名字叫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是林风眠。一天，林校长到我家来，请我到他的这所洋学堂去当国画教席……我是不敢答应的。过了些日子，林校长又来请我。这次林校长讲了许多使我放心的话，称赞我的诗和画如何如何的好。当时，屋子里的朋友听了，也跟着劝我去。林校长这样恳切的心意，着实使得我不好再推辞了，也就答允了他。”对于林风眠的聘请，齐白石起初有顾虑是正常的，而得到校长、同事和学生的肯定和尊敬，他也是很愉快的。齐白石对此印象深刻，叙述得也详细、清楚，说明对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只是所说的“再三劝驾”，不能确定究竟是几次。齐白石在《自述》中接着说：“广东搞出来的北伐军事，大获胜利，统一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到了北京，因为国都定在南京，把北京称作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改称艺术学院，我的名义，也改称我教授。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铁匠张仲飏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总算都是我们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由中专性质的艺专改为大学性质的艺术学院，连带由教习改称教授，是林风眠走后的事情了。从这一段话可以肯定，齐白石随着艺专的改制而成为“教授”这一事实，但他到底有没有“林辞职后他亦辞职”?如果没有，徐悲鸿何必要“三请”呢?
寻旧图齐白石无年款北京画院藏
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对于徐悲鸿的“三请”，只字未提。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齐白石曾以叹惋和怀念之情作《杖藜扶梦访徐熙》，寄赠徐悲鸿：“草庐三请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戊辰秋，徐君悲鸿为旧京艺术院长，欲聘余为教授，三过借山馆，余始应其请。徐君考试诸生，其画题曰‘白皮松’。考试毕，商余以定甲乙，余所论取，徐君从之。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海上风清明月满，杖藜扶梦访徐熙。徐君辞燕时余问南归何处，答曰：月缺在南京，月满在上海。作画寄赠徐君悲鸿，并题二绝句，犹有余兴，再作此幅。借山吟馆主者。”此外，徐悲鸿自己也曾明确说过“曾三访齐白石，请教授中国画系”。齐良迟在《白石老人艺术生涯片断》一文中也曾转述齐白石的话说：“记得在我六十九岁时，徐院长亲自登门很多次，为我画了一幅油画像，那是一幅坐在椅子上的半身像，画得很了不起，像得很。……徐院长一定要聘我再去任教。咳!我是实在累得不得了，很想息息肩。以后他又来过多次。一再的请，很希望我能去。徐院长既然心诚如此，我就顾不得这大年纪，被他请了去。好在教大学，也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教完课，徐院长亲自送我到家。”“从这以后，我和徐悲鸿成了忘年之交。”齐良末也曾在文章中转述父亲的话：“徐先生真是有耐性的人哪，我两次没答应他，第三次他还是客客气气地来请，我平生爱脸面，不好再推辞，只好教教看。”
以上文献表明，在林风眠的“再三劝驾”之后，也确有徐悲鸿之“三请”(或者“多请”)。所以需要徐悲鸿再来“三请”，或者是因为齐白石已经辞职，或者是因为学校改制、换校长等原因而停聘、待重聘。因此，齐白石改称为“教授”，是因为艺专已提升为艺术学院，但这是因徐悲鸿的再次聘请才得以落实的。
二、忘年交
齐白石与徐悲鸿之间交往的资料，主要见于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蒋碧微著《我与悲鸿》、廖静文著《徐悲鸿一生》、北京画院等收藏保留的若干书信以及相关文章。从这些资料可知，他们是双层意义上的知己——人际关系上的知己和艺术追求上的知己。这里先谈第一个层面。
齐白石比徐悲鸿年长三十二岁。他们是真正的忘年交，情谊深厚。他们认识不久，徐悲鸿便回到南方，但二人“书信往返不绝”，“徐悲鸿的行径，有时可以从齐白石先生口中，获得一二”。徐悲鸿如果到北平，大多有书信提前告知齐白石，如“本月终想来平一行，但祈勿告人”，“年终鸿必来旧都”，“移居未竟，因迟数日之行，下星期一(十九日)必能启程”，“鸿下月必来平”等等。除了每到北平的拜访，徐悲鸿在北平的活动，包括朋友延请、画展等等，齐白石也大多到场，这对于深居简出、在北平画坛不常走动的齐白石来说，是相对难得的。
有某年徐悲鸿致齐白石函：“昨日汉怀先生送来画扇，生趣洋溢，拜谢之至。初汉怀先生精书此扇，既竟，必欲得尊画相配。因托迪生兄矫悲鸿名义奉求大作，一面致书于鸿告知其事。彼知吾二人雅谊，翁必见允也。讵翁书到后彭书方到，遂陷迪生以捏造之嫌。是友人善意，顿成罪戾也。今得杰作，惟鸿一人便宜而已。伏恳先生勿责难迪生。拜祷无量。敬请道安。悲鸿顿首。九月六日。”汉怀即彭汉怀(1876—1952)，字斗漱，号斗漱居士、漱琴庵主，湖南湘阴人。能书画，尤以篆刻知名于时。迪生即吴迪生，为民国时期北京刻竹名家，他的名字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曾多次出现过，如1935年2月初“在平与华北文学艺术界人士周作人、齐白石、王青芳、杨仲子、陈绵、刘运筹、吴迪生合影”，1935年2月9日“在齐白石先生家，赴吴迪生之午宴”，1935年2月10日“晚，乘平浦特快列车离平返宁。到站送行者，有蒋梦麟、杨仲子、熊佛西、刘运筹、孙雨珊、吴迪生、王青芳二十余人”等等。若不是深知齐徐二人关系的朋友，大概是万不敢假托名义骗画的;若不是假托徐悲鸿的名义，齐白石也不一定会上第三者的当。这种“捏造”之“罪戾”，既是友人间的善意，又正是“二人雅谊”之证明。
随着交往的加深，徐悲鸿成为齐白石非常信任的朋友，甚至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去留”这个大问题上，齐白石也信任并听从了徐悲鸿的劝告。据廖静文回忆：“当我们像往日一样，走进他那个安静的庭院时，却发现老人家正满面愁容地坐在画室里。见到我们，他连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衰老的脸上已失去了往常那种安宁、沉静的笑容。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也受到了恫吓。有人对他造谣说，共产党有一个黑名单，进北平后，要把这批有钱人都杀掉，名单中就有齐白石。于是，白石先生怀着深深的忧惧，正准备立即携带全家老小，离开北平。”对于一辈子“伤乱”的齐白石来说，“乱”是他最怕的事，因“乱”而背井离乡而思乡，以至于不能落叶归根，成为他一生最为纠结的情感，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也就成为他最大的渴望，而他对付“乱”的办法主要就是逃离(除了在抗日战争那样的民族灾难中，他无处可逃，他选择了闭门不出，或者说他逃到了自己的家里)。在他的交往圈中，能打消他的恐惧和顾虑的，恐怕只有徐悲鸿。徐悲鸿率领北平艺专留下来的举动，应该在齐白石的心里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白石老人一向对悲鸿怀着最大的信任，他那双疑虑重重的眼睛里渐渐闪出了亮光，满布愁容的脸上展现出微笑。他毅然取消了香港之行，还殷勤地挽留我们吃了湖南风味的午餐。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他又像往常那样，安详地拄着手杖，送我们到大门口。”去除一定成分的文学描述，文中所表现的齐白石对徐悲鸿的信任，还是比较可信的。
廖静文在回忆中还有：“有一天，齐白石先生满面愁容地由他的儿子搀着，眼睛里含着泪水，来到我们家。”说的是1950年，服侍齐白石七年之久的护士夏文姝负气离开，致使年届九十的齐白石情感上不舍，生活上也极为不便。一贯“协助处理齐白石的生活”的徐悲鸿，让廖静文设法找到夏文姝，劝其回心转意，夏不肯回来，他就几次登报招聘新的护士。这可以见出徐悲鸿夫妇介入齐白石家事之深，以及老年齐白石在心理上对他们的依赖。而对于有一定老年性疑虑心理特征的齐白石来说，能形成这样的依赖，靠的绝不是一般的交往，而是日久年深的熟识和情谊。
齐白石在北平艺专的位置、名誉、待遇等问题，也都有徐悲鸿为之做主，甚或抵挡“风雨”。解放初，齐白石在中央美院的待遇问题，是徐悲鸿特别关心的。他曾有信函谈到给齐白石“增薪”之事：“前呈文化部拟每月增白石先生月薪二百斤，已批来否?待批到，此约须由院中专人送去。告知齐先生，每月须交三尺条幅四件，请勿迁延。本年尚须补足，因吾已与文化部言明，我有责任也。悲鸿。”此信大约写于1949年，使用的还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信笺。1949年7月的教务会议上，学校开始讨论为教师增加月薪之事，当时因物价和流通货币的不稳定，月薪以小米斤数计。事实上，在华大三部并入北平艺专前后，学校人事变动很大，有人主张停聘教课较少的教员，显然包括齐白石。在人事上还有一定发言权的徐悲鸿，显然干预了此事，这封信就是很好的证明——徐悲鸿以齐白石每月交作品的变通方式，坚持聘请齐白石并保证他的薪水。这样做，是以他个人的名誉向政府担保的。对此，身为军管会代表的艾青在《忆白石老人》中也曾有所涉及：“听说白石老人是教授，每月到校一次，画一张画给学生看，作示范表演。有学生提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我说：‘这样的老画家，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就是很大的贡献。日本人来，他没有饿死，国民党来，也没有饿死，共产党来，怎么能把他饿死呢?’何况美院院长徐悲鸿非常看重他，收藏了不少他的画，这样的提案当然不会采纳。”
三、收藏与推介
徐悲鸿对齐白石作品的收藏始于他们相识之时，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廖静文说：“白石先生每有佳作，必寄悲鸿，悲鸿便按白石先生的笔单，将稿酬寄去。那时，正是白石先生精力旺盛，创作最成熟的时期，悲鸿购藏他的佳作极多。”的确，在现存徐悲鸿给齐白石的信中，对此类事也多有提及，如“三两笔之虾蟹小鸡请多作几幅”，“倘有杰作，乞为留下”，“兹特汇奉大洋贰佰元，乞察收。前欠四十元又取六尺紫藤一幅及横幅荷花一幅，照润有余，即请翁再赐墨宝一些可以。鸿一星期后即出洋，半年方归。此半年中得意之作，均乞为我保留，鸿必不负翁之苦心”，“大横幅不妨再试(先写芦花鸡之类再向上画)，倘得佳幅必不让诸他人。三尺小幅及册页及横幅”，“前承赐杰作多幅，感荷无极”等等。经过多年的购藏，齐作在徐悲鸿的收藏中数量是最多的。据曾任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的郭味蕖说：“悲鸿先生一生中所收藏的白石老人的画就有一百件。这些作品又是件件精湛，坊间不可多见。其中如芭蕉、棕树、残荷、葫芦、玉蜀黍、扁豆、紫蝶、牵牛以及虾米、鱼蟹、小鸡、鼠蛙、草虫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又有《白石墨妙册》二本，老人得意的花鸟草虫于册内表现无遗，那就更是绝品了。”此外，徐悲鸿的常用印如“荒谬绝伦”、“吞吐大荒”、“江南布衣”和一寸九分见方的大型名章“徐悲鸿”，也均出自齐白石之手。这种尽己所能的竭力收藏，除了深深的喜爱，对徐悲鸿来说，还有为他理想中的未来的国家美术馆积累有价值的藏品的责任，这是他自觉担当起来的社会责任，令人肃然起敬。
《玉米小鸡》齐白石纸本设色1949 徐悲鸿纪念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