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好物”一词源自北宋大书画收藏家米芾对一件传为三国时期曹魏书法家钟繇(151-230)的《黄庭经》的评价。他认为这件作品虽然是唐代摹本,然而因临写极佳,遂以“伪好物”称之,以这三个字肯定这件摹本的艺术价值。近日,台北故宫以此为题,组织了一场“伪好物”展,呈现一批颇具水准的、制作于16-18世纪、与苏州风格相关的伪古书画作品——“苏州片”。
“苏州片”原本是对商业性仿作的称呼。明清时代,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书画造假中心是明代万历到清代嘉庆时期的苏州。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所造假画统称为“苏州片”。当时,题材缤纷且为数众多的“苏州片”,反映出明末清初“古物热”与书画消费蓬勃的氛围。当时的商业作坊内的高手,以古代大师为名进行再制,同时藉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苏州名家的风格来回应这波需求,提供消费者对于著名诗文经典或讨喜吉庆主题等种种的活泼想象,打造出许多如《清明上河图》《上林图》等热门商品。
这类被冠上唐、宋、元、明书画名家头衔的伪作,无论品质精粗,在近代笼统地被称视为赝品,即使大量存在于公私收藏中,却长期受到忽略。但其实,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与不可忽视的流通量,反而成为明中期以来讯息传播、古代想象、与建构知识的重要载体,甚至到了清代,苏州片成功地进入清代宫廷,直接影响到宫廷院体的形成,对绘画史的发展,具有前人未曾关注到的重要性。
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说起
根据笔记小说记载,明代嘉靖年间的著名宰相严嵩父子非常想得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向官员王舒索求。王舒于是请画师黄彪摹造一本进献。严氏父子相当宝爱此画,将其视为收藏书画之冠。后来装裱匠汤臣向王舒索贿不成,揭露此卷为伪,严氏父子怀恨在心,最终借故诬陷王舒,王舒被问斩。
这类“因画致祸”的故事有许多版本,牵涉到的人物包括宰相、官员、画师乃至装裱工匠,阶层来源复杂。故事中黄彪摹绘的《清明上河图》可说是“苏州片”裡最热门的题材,足以代表当时社会各阶层共同卷入因“古物热”形成的“伪好物”商品消费的热潮。
明 黄彪 画九老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27.2公分 横193公分
黄彪(1522-1594以后),苏州籍画家,精于临摹。是被学者公认的少数清楚身份的“苏州片”代表画家。
这幅画作是现存唯一有黄彪亲自题识的作品,作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当时他已届74岁高龄。画面与刘松年《会昌九老》构图相同,为黄彪临摹古画的例子。
传宋 张择端 清明易简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38公分 横673.4公分
此作卷末耸立的柱石中有“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款书,许多店招如“孙好手馒头”、“潘家黄耆圆”亦与《东京梦华录》所记汴京名铺相同。然画中砖砌的城墙不见于北宋,山石林木带有仇英风格的影响,屋宇宫观敷染的青、绿、朱色则为苏州片中常见的色调组合,加上画中钤有王世贞、严世藩的伪印,故推测此作应为明代后期根据南宋描述汴京的文本,同时附会王世贞父亲与严嵩父子“因画致祸”的著名情节,融合当时热闹的市街情状,所精心创绘的明版《清明上河图》。画中人物面容姿态描绘细腻,百业活动缤纷丰富,精彩有趣,实为“苏州片”中的佳作。
“伪好物”的新典范
苏州从明中期后,已成为江南甚至是全国的文化与时尚中心,苏样时装、苏式家具与器用、苏州园林与绘画,甚至点心,都是各地竞相模仿的对象。苏州原本就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本,画家们利用江南地区丰富的文物收藏,从学习与临摹古画中,逐渐发展出各自的面貌,而成为画坛主流。例如《明皇幸蜀图》曾被著名的项元汴家族收藏,著名的苏州职业画家仇英就曾在项家临摹学习古画后创制出不少新作。透过文人的聚会品题,苏州的书画品味与知识也逐步深化与扩散。
由于当时江南经济繁荣,许多人都有意愿及财力收藏书画。在丰厚利益诱惑下,苏州当地出现不少古画作坊,甚至部分文人画家也加入了造假的行列。本次展览中展出的托名仇英的成组挂轴,均是仿自仇英《仙山楼阁》一类的界画。这类画作描绘古代著名宫殿,配上诗词,成为既华丽又富文化寓意的产品,十分适合悬挂装饰厅堂。这种讲求画面细节、富有故事寓意与文化根源的“苏州片”,乃成为“伪好物”的新典范,广受大众欢迎。
传明 仇英 画连昌宫词(局部)
《清明上河图》无疑是一幅风俗画,作者为画院画师,画法属于严谨精细一路,也就是说它是一幅题材俗、作者俗、体裁俗的“大俗”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明上河图》的确算得是大俗而成为经典的独特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