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这些理论是上世纪诸多惊人思想的一个余波。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德国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这些昔日的荣光下，今天的思想只能算强弩之末，但即便这样，它们也还在迟缓地进行着某种推进。在新的思想到来之前，它们会是一个悠长的回声。”白轻说。
而老一辈的王焱则提醒说，对今天的理论译介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和八九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情怀不同，今天的书籍首先是商品，要满足读者的不同需要，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消费。资本主义系统在今天早已收编了所谓的‘批判’，‘批判’如今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批判得好，市场价值就高。”他把今天的理论热看作某种程度上的“学术泡沫”，“新出的可能是速朽的，未必代表学术深度。”
在蓝江看来，“今天的翻译十分重视对思想史上的补缺，不是片面追新。比如现在重新对康吉莱姆和西蒙东的著作的翻译，实际上正好可以帮助我们将法国战后思想史的谱系连接起来，而不是一个个稀松的断点。”作为出版人，邹荣也担心很多今天译介过来的西学成为“过眼烟云”。“出版的一大功能是遴选，选择那些有价值的能够流传下去的内容”，他把“填坑”也作为今天从事出版的一部分责任，以思想的传承作为导向。
前沿理论的译介更大的意义，白轻认为，在于“它们本身就是对西方社会之现实的回击。所以，不论是在课堂，还是在街头，你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在批判意识上，今天的时代无比需要它们。”然而，这一诞生于“西方社会之现实”的最前沿思潮又和今天的中国现实有着怎样的距离？它们是否带有本土的视阈？会不会又像八十年代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译介那样，成为张旭东口中“漂浮的能指”？
“我们和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生活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他们感受到的问题我们也能感受到。”汪民安反驳道。
我不认为今天有谁可以主动地躲避现实了，因为现实正向他扑来，无时无刻不在击打着他，迫使他做出反应。有不止一个的现实，每个现实既有直接的需求，也有深层的需求。译介不需要选择朝向哪一个现实，它已经被现实的刀刃挑到了它所知的最残酷的东西面前。”白轻补充说。
“本来当时一位译者朋友跟我提议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欧洲时刻’”，邹荣介绍，“这样做是为了也许有一天可以引出‘中国时刻’。”
最后，蓝江为这套书正式定名为“拜德雅”。他在出版前言中写道，“‘拜德雅’是古希腊学园中所传授的用于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它所涉及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诸多方面的总和，那些使人具有人之心智、人之德性、人之美感的全部领域的汇集。”提出“拜德雅”这个概念，也是想再学科分野林立、难以形成集体对话的今天，引向某种大的“人文学科”的重建。
这一代青年人的“拜德雅”，能为八十年代以来失落的“人文精神”重新找回光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