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张旭东的话，“‘八十年代’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已成为‘后新时期’都市风景中无家可归的游魂。”
“九十年代前期，西学译介陷入低谷，而台湾正大张旗鼓地译介，主要征召大陆廉价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回忆到，“当时两岸都没有版权制约，我们各自已有一些译作，大陆西学译作市场低迷，我们便与台湾出版商一拍即合。”刘北成等当年已经译完福柯的经典著作《疯癫与文明》，却无处出版，于是签下了台湾的出版社，随即又翻译了《规训与惩罚》，1992年在台湾出版。洪汉鼎对伽达默尔所做的系统的译介，也于1993年被引入台湾。九十年代末期，内地学界开始复苏，刘北成等人的两本福柯译作才被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丛书引入。
复苏后，西学的译介也不再有八十年代共同体的力量，而是单打独斗、各自为营。早年编委会的成员之一杜小真，坚守着八十年代自己对法国思想理论的译介，在这一时期陆续在三联书店主编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同时在商务印书馆主编了《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九十年代末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带着对法国当代理论的热忱，开始加入西方前言思想译介的阵营——主编了“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
“学术生产并不非要形成所谓的共同体，知识的历史就是歧见和争论的历史，孤独的个体同样可以产生了不起的思想。至于我选择的书，完全是按照我的趣味来的，我对哪些问题感兴趣，就会选择哪方面的书，比如说，我从没有对英美的分析哲学产生兴趣，我就不会挑选这方面的书。”汪民安说。
2004年开始，汪民安独自主编了《生产》辑刊，每年一期，即刻成了西方思想前沿的风向标，紧密追进西方最热的理论思潮，在国内最早介绍了巴迪欧、阿甘本、生命政治、思辨实在论等。
出版人杨全强在2003年进入江苏人民出版社走上了理论译介的主持工作，随后辗转到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了鲍德里亚、布朗肖和德勒兹的译介。2013年，他转投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启了和汪民安“人文科学译丛”的合作，他们定下了出完100本的长期计划。
拜德雅·卡戎文丛的90后主编白轻回忆到，“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而言，对西方前沿理论的接触就是从《生产》开始的，或许还包括更早的‘话语行动译丛’中由汪民安老师编选的《巴塔耶文选》这样的读本。我很难描述初读那些文本和理论带来的震撼，直至今天，它们对我仍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我想，这样的诱惑力也许是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献身理论研究的原因。我必须承认，卡戎的工作是在前一代人已经敞开的视野下进行的，没有过去十年二十年搭建起来的框架，现今的任何尝试都难以想象。”
“拜德雅”导读系列丛书为阿尔都塞、德曼、波伏娃、齐泽克、列维纳斯等思想者设计了别致的肖像，他们若隐若现，需要返回他们的思想之中才能重新辨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