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采到马尔库塞再到海德格尔，这些脱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历史现实中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史，其中最深刻的问题就是现代性的危机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说，编委会通过译介这套书，在从未切身体会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智识层面却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的语境——这个圈子的主流话语是批判资本主义、反现代性的。
编委会的成员之一陈嘉映回忆到，甘阳当时的雄心是“正学术源流”，并未考虑与现实接壤。然而在举国上下反思历史、拥抱西方现代观念的气氛中，“西学”在那个气氛中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也谈及了大众在对思想的空前饥渴中，对他们译介的艰涩的“西学”，在云山雾罩之中产生了阴差阳错的误读：“这批西方人虽然是反西方的哲学，但对中国人来讲，不就是‘反’嘛，还是迎合他们‘反’的情绪。”并且，通过对这套书的阅读，人们习得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的批判语言。”
张旭东把那一批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译介进来的思想称作“漂浮的能指”，它们没有本土的自觉性，仅仅成为了“自在之物”。他在《重访八十年代》一文中写到，“八十年代‘援西入中’的一代人想象中的西方和西学，如今已同商品一道成为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直接现实的一部分。”
的确，三十年后的今天，身处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与消费时代之中的我们，在切身体会着“现代性”的困境的同时，才有能力从内部理解那一时期精英知识分子们想象中的西方与西学。
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
断裂
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衰落
虽然甘阳编委会的那套丛书不但和本土问题脱节，在当时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背离。但是，西方现代思想的译介仍然为本土在“话语”上带来很大的变化。一批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以“新的话语”影响了知识界，也为后辈打下了西学的基底。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整套丛书被批判为“全盘西化”。“本是批判西方的，却被指认为‘全盘西化’”，王焱笑道。编委会也因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复杂原因，不欢而散了。解散后，编委会的成员便卸下了早年的“人文情怀”，各自转向了精深的领域。
王焱谈到，“哲学在西方也遇到了危机，统领各个人文学科的传统地位动摇了，逐渐地走向了技术化、专业化。”
而在中国语境下，“人文精神”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显得再也不合时宜了，文人纷纷下海经商，抑或躲进了象牙塔。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回忆到，“九十年代后整个世界的变化，东欧剧变，社会政治问题变得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了。人文基本走不下去了。”自由主义思潮随着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社会科学在九十年代兴起，知识界在认识论上的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人文精神”在时代中就此落幕了。
王晓明和陈思和在九十年代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强烈地表达了对“人文失落”的堪忧。“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王晓明在1996年汇编那场讨论的诸多文章所出版的《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