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必须立刻补充说，可能有太多的人们未必同意这个说法。例如R. B. J. 沃尔克就说：“把他解读为一个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时，他立即就被压缩为一系列现成的公式：权力优先于伦理，暴力和诡计在国家事务中的必要性，结果正当即意味着手段也正当，存在即合理等等。”他把这些看作是对马基雅维利的“讽刺画”。H. C. 曼斯菲尔德也曾断言：“在今日，学者们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丝毫不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与马基雅维利有什么关系。”为此还需要补充几句话。
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最重要的是，即使是主张要将“马基雅维利本人究竟如何说”与被命名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那些“西方法家”理论之间加以区别的人，在维护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也没有想为以马基雅维利为标签的那个“主义”辩护。甚至在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利不过是在主张统治者只应当把恶当作万不得已的最后选项时，他的意思也是如此。一本最新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引用沃尔克的批评说，该领域内的“主流传统”一直坚持对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采取一种“非历史的解读”。尽管沃尔克不同意这种解读，但他的抱怨同时也表明，至少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主流”见解仍不赞同马基雅维利式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
有人主张马基雅维利讨论的不是“应然”，而是“实然”问题，甚或以为他的《君主论》其实是对君主统治的揭露或反讽。倘若事情真如此简单，那就不需要再有人刻意将他本人的主张与他在《君主论》里的叙事撇清关系了。在一部带有自荐用心的书里这样描写“实然”，他究竟要向梅迪齐家族的君主们说什么？《君主论》不只是在谈论“实然”，其理正与他的《李维前十书言说》真切地反映了他“追随着一个真正共和派的立场”同。马基雅维利在这两部著作中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这使得最近经过重大修订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在线版“马基雅维利”条承认：没有理由摈弃其作品所呈现出的两个相反面相中的任何一种；因此，“马基雅维利究竟是君主或暴君，还是共和派的朋友”，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看来列奥·施特劳斯对《君主论》的分析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他承认马基雅维利是最早推动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转型的关键性人物，是一个坚定的神权政治反对者。但他仍然说：“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马基雅维利在本质上是一位爱国者或者一位科学家，我们也依然不必要否认他是在传授邪恶。”完全可以把施特劳斯的批评移用于中国的马基雅维利或者中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也就是法家学说及其现代膜拜者。
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进步”是否有权利完全压倒道德考量？为了“历史进步”有没有权利无情地去牺牲社会中的某一部分无辜的人们，甚至个别人？对此，柏林的评论非常鞭辟入里。他指出，唯进步论者“首先从线性进化的历史目的论推演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运动，然后仅仅从顺从或抗拒这个历史运动方向的角度来看待和解释人类行为，从而完全排除了理应对支配这种行为的理智、目的和道德法则进行具体分析和评判的思考。于是胜利者体现的就是历史的选择。谁是胜利者，谁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成功就意味着善，成功就意味着道德和政治上的正当性。”胜利者之所以能成功，根本原因是他们与“历史进步”保持了一致；而进步就意味着正当与善；因此成功即等于正当和善。柏林说，这种“莫名其妙地将善与成功相等同的行为，……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这种对成功的崇拜，违背了我们通常持有的道德情感”。他还说：“将有用等同于善，将正当等同于成功、等同于粉碎抵抗、等同于应当粉碎抵抗的做法——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用在政治学上，就是辨识黑格尔体制的真正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