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回到陈寅恪“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问题上来了。违背了我们的通常道德情感的对进步与成功的过度崇拜，也包括对“知识”和“理性”的过度崇拜（伯林名之为“理性的暴政”），是西方启蒙运动留给后人的负资产。陈寅恪似乎很早就已敏锐地痛感到这项负资产对近代中国的新文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他说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咸丰、同治时代而议论则与曾、张相近，其实就是对在后来进一步泛滥成灾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过激思潮从事深刻的反思。他又好像是在说，重建现代中国文化，应该回到咸丰、同治与曾、张的起点，而重新走出一条新路。张之洞并不像标准叙事所描绘的那样保守顽固。他的“中学为体”主张，本来没有旧政治体制不能改革的意思，而是在强调必须将引入的西学接活于中国文化的固有基盘之上。他十分明确地说：西学包括“西政、西艺、西史”；但三者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故“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最要”。可见他认为采纳“西学为用”的范围，应当包括西方政治制度体系和政治学说在内。他的基本主张，与陈寅恪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确实是很接近的。这其实也是梁启超的看法：“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
从这样的角度去重新认识陈寅恪的上述见解，我们发现它非但不保守，甚至对今日中国依然有某种深刻的警醒意义。中国文化传统是不具足的。我们必须吸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所必须、而它自己又不曾具备的那些外部世界元素。但是重建中国文化的目标，只能在经过重估、清理和继承的中国文化固有基盘之上才可能实现。而这个工作的真正起点，必定始于有效肃清典型地体现在标准叙事中的那种在“进步”名义下对良知、道义和人类尊严所施加的蔑视或亵渎。另一方面，修复中国文化的基盘，当然需要再启蒙，但也必须注意到对启蒙运动的负遗产进行反思和过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