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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安、左思与当代网红

2016-12-26 16:37:00    北京青年报  参与评论()人

潘安、左思与当代网红

潘安、左思与当代网红

◎李壮

网红,网红。“网”是新东西,但“红”古已有之。

两千年前,长得好看的人就有人围观。这个道理,恐怕再过两千年也不会变——当然,好看的标准肯定会有不同。《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条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刘孝标注引《语林》提供了生动的补充:“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潘岳和安仁指的是同一个人,潘安,西晋时的著名才子。潘安长得好看。好看到什么程度?潘安经常驾着车上街闲逛,每每招致女子围观;甚至连老太太都看得春心荡漾,拿瓜果朝他扔,把他的马车都扔满了。这样每次都带着一车瓜果回去,似乎有不劳而获之嫌,好在潘安不是开水果铺的,而是在朝中当大官。人家是货真价实的高富帅。

“掷果盈车”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上演,只不过花痴男女们不再站上街边,而是坐到了电脑前;投掷的也不是瓜果,而是屏幕上的虚拟礼品。礼品是虚拟的,花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前几日看到新闻,一家酒店的女出纳迷上了一个做网络直播的帅小伙,竟然挪用了酒店几百万装修费去给男主播打赏;直到投案自首之前,还抓紧最后的时间把没用完的几万块钱全给赏了出去。我当时就想起了潘安。我为潘安感到惋惜,潘安长得帅、又有才华,可偏偏要去做官,最后站错了队,被诛灭三族。这结局实在不大好,如果换到今天,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网红,把自己那张漂亮的脸直接变成现金。

从表面上看,“网红经济”的货币推动力是脸。当然,“脸”是广义的,蜂腰巨臀、劲辣热舞、讨好的笑容乃至嗲到牙根酸痒的声音,这些都是“脸”,它们同属于身体的替代符号、或者说身体的延伸物。许多人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身体的资本化”或者“身体的货币化”,这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话题,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早已被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反复分析过。其实在我看来,身体只是幌子,真正能使身体变现的,却是观者的情感。网络世界里的红人与他们所处的空间同样虚幻,在常规的逻辑里,网红很难给观众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满足;在这方面它的实用性实在不高,甚至比不过城乡结合部的足疗店。但为什么会有人真金白银地往里面砸?我们只能认为它关涉到了某种真实情感的代入。人总是喜欢美好的东西。我喜欢你,希望你有所感知,这是人类最本能的反应,也是一次情感活动最终完整的必要步骤之一。现在,信息技术让你轻松找到了你喜欢的人,但作为代价,它在你们建立情感关联的必经之路上,放下了一道闸门。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就充钱吧,买一件虚拟的礼物砸过去,他或她才能察觉到你的存在,才能知道你的心意。那人随即莞尔一笑,你的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一次小小的情感运动完成了。

因此,观众们买的不是虚拟礼品,而是一张入场券,它通往人类情感自我实现的特定处所。潘安驾车走过的那条路至今仍在,只不过被王思聪们承包了,他要向你收过路费。向人类的情感收费,这也是一大发明。

当然,也不是只有好看的人才能红。丑的人、怪的人,也一样可以。

就好像潘安的故事还有后续。与潘安同时代另有一位才子,叫左思。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见得比潘安低,但颜值上差得可就太远了。左思看到潘安在街上闲逛总有女子围观,自己心里发痒,也学着潘安的样子在街上故意走来走去。问题是左思长得实在太丑,他对潘安的模仿反而招来了厌恶,这次女子们没有扔来瓜果,倒是一个劲往他身上吐唾沫。这件事在《世说新语》里也有记载:“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不知左思心理阴影面积究竟几何。

说起来,左思同样生错了时代,因为一个丑出境界的人,也可以成为今天的网红——这里的丑,甚至还不限于脸丑,精神畸形红得更快。前一阵子有篇文章,说想要了解中国的乡村,你就要去看“快手”。“快手”号称中国当下第一视频app,那篇文章分析了“快手”上的许多案例,总结出了几个关键词:低俗、残酷、荒诞。作者把这些词同失血过多半死不活的中国乡村联系起来,进而谈论我们的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在此不想多谈,但透过“快手”上许多走红的“神人”,确实能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兴奋神经乖张错乱的一面。生吃活蛇、狂灌白酒、鞭炮炸裤裆……更令人揪心的,是那些遍体纹身、满脸痞气、叼着劣质香烟喷脏话讲黄段子的少年。他们才只有十五六岁啊!我在那个年纪正做些什么呢?大概刚读高一,记得当时有次精神受到了打击,我在宿舍里开了一罐青岛啤酒。易拉罐扳开的爆响清脆而嘹亮,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有点感动,仅仅一罐啤酒,居然让我产生了自暴自弃的颓废感:“今晚老子不做好学生了!”

今天,似乎恰恰是“不做好人”、“不做正常人”,才更容易红起来。一种自残自虐、甚至炫丑炫恶的表演何以能引爆公众的兴奋点?这背后的逻辑是值得玩味的。“快手”现象的分析者把这一切同精神空虚、物质破产、阶层板结乃至社会风气的败坏联系在一起。我想起乡村喊麦红人mc天佑的“哲理金句”:“现实社会中有一种物资叫金钱,有一种人类叫做女人。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事情被金钱打翻,在这个社会上金钱打翻了一切。女人,你们天生的美丽为你们换来了一辈子的财富……有很多人会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没有钱,不坏的男人你们要吗?”面对这样的词句我无话可说,一方面是其表达姿态的粗暴俗陋打消了我对话的冲动,而另一方面,看过了身边许多真实的案例,我也的确不太知道该如何反驳他。不要谈什么大道理,我们只需要看看真实的人: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小镇,在那个铁屋般封闭的小世界里,这位曾经的大学生真的正被同化为天佑口中的“女人”。

纹身恶少和喊麦青年成为网红,同papi酱的吐槽、咪蒙的毒鸡汤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之处在于,papi酱和咪蒙的愤怒是精巧而节制的,甚至带着几分诙谐幽默;白领们加完班在手机上看完,哈哈一笑,心情得到了释放,明天继续朝九晚五。可那些看不到希望的底层群体呢?他们只剩下空虚、只剩下嘶吼,只能不断展示对自己的伤害、甚至不断展示伤害别人的可能,以此在自我毁弃的废墟中找寻一点可悲的快感。

恶趣味的背后往往是焦虑与绝望。如果成为潘安的梦想注定要“委顿而返”,那索性就让卡西莫多们一起游行吧!这或许是反思的契机:我们的目光,是不是忽略了太多看不到希望的人?他们正在暗影里积聚着体内的毒素。或者说,会不会是伪善太多,才让人们越来越信任真实的恶?

红色不仅属于玫瑰,还属于愤怒的脸。进一步讲,癌变中的肿瘤也是红的。这是“网红”的另一重面相。

围观美和围观丑都可以理解。但许多时候,众人围观的却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和事,这用我们以往的经验似乎是不容易解释的。

我第一次接触网红,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对面宿舍的哥们儿兴奋地喊我过去,说他们正在网上跟女主播聊天。“这有什么意思?”我上前看了一眼,有点纳闷。屏幕里的女生长得不错,但无论如何,也没达到能让我搬张凳子专门盯着脸看的程度。同学白了我一眼,说光看当然没意思,关键是还可以互动。于是,他拉过耳麦话筒,说你给我唱首歌听吧!女孩说可以啊,你点一首。我同学点了一首。女孩咿咿呀呀撒了半天娇,最后还是顺从地给我同学唱了一段。

老实说,她唱得还不如我好。我有些茫然地看着我那位同学,他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按在鼠标上的手指正跟随节奏一下下轻轻点着——鼠标下面,垫着一本论文,好像是“《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之类,那是他为考博士准备的选题。我在心底轻轻叹了一声:单身不考博,考博勿单身,要不然很容易被憋成他这个样子。

另外一次,我在咖啡馆里写稿到深夜,身后位子坐进来两位女生。她们百无聊赖地喝了一阵咖啡,其中一位忽然拿出手机支在桌面上,开始做直播。很快就有人进直播室来观看了。我听到女生跟对方聊了起来,但话题不过是晚饭吃了什么、北京天气怎么样之类。没有劲歌热舞、没有言语挑逗,那女孩也并不算多漂亮,可就是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场直播竟然做了半个多小时。后来我发现这还不算极端。有人直播睡觉——真的只是睡觉,打呼噜那种;有人直播考研复习,观众就静静看着他们读书做笔记,比男朋友还尽职尽责;2009年挪威电视台曾直播卑尔根到奥斯陆的火车旅程,全程直播窗外风景和车内乘客情况,居然引起了观看热潮——这不算网红事件,但情况很类似。

廉价重复的日常经验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被观看的对象?类似的经验本身显然是没有增值选项的,所有的增值都发生在经验呈现的方式上。虚拟空间通过对人群的圈定,在不同个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短暂的联结。看与被看构成了一种联结,与其他人一起看又构成了另一种联结。每个人都是参与其中的,这是一场有关“参与”的仪式;至于参与到何种经验之中,反而成了次要问题。就像“弹幕文化”在年轻群体中的流行,按照常理,满屏幕五颜六色的文字会严重影响节目的观看体验,但对于弹幕的爱好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觉得这种体验好极了,弹幕让他们感到,很多人正与自己一起观看同一期节目,并且每个人都能够发出声音。它营造出一种“参与其中”的珍贵幻觉。

在一个不再有革命的时代,广场必须找到自己的替代品。弹幕或者直播间可以部分地担负起这项功能,原本无关的年轻人聚集在此,他们相互握手、拥抱、兄弟般站在一起,然后转过头去观看同一张脸或同一幅画面。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冗长而平庸的日子正在磨损我们的感官。为此,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来加以拯救。喜欢红,是因为我们自己正变得越来越没有颜色。观看别人的日常,因为我们自己已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饮食起居、喜乐哀愁,这些世人所共享的经验,几乎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部;但有时恰恰是在别人的故事中,我们才能真正地触摸到它们。

网红可以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像传统意义上的“名人”;也可以貌若天人或形象怪异,“看脸”的正反电极都可以导通电流。而平凡人的悲剧在于,既美不过潘安,也丑不过左思。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我们也会在街头闲走,但既没有人扔出玫瑰,也没有人吐来唾沫,我们的存在似乎是不被察觉的。在此意义上,那种日常生活的“红”倒像是某种救赎:它就像是路灯映照下的橱窗,我们透过玻璃观看他者的同时,也在半透明的倒影中,无意识地看到了自己的面容。

(责任编辑:刘畅 CC002)
关键词:潘安左思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