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应该有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也应该有寂寞、枯燥与单调;更应该有非亲历者难以名状的“顿悟”，渐进、渐悟、渐成……第一卷问世后，鲁迅先生评价“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父亲的师兄王宗光先生在《木版水印》一书中说“……印者崔毓生、岳海亭是当时荣宝斋的指导印刷的师傅，但未亲手参加《十竹斋笺谱》的印制;1934年至1941年，印制这部书，出自崔毓生徒弟徐庆儒一人之手。此人1958年调往上海‘朵云轩’任水印技师，近年已退休。以上情况，除当时参加者，知者甚少。”王宗光即鲁迅先生所说的“画者王荣麟”。专家认为，1935年版的《十竹斋笺谱》见证了荣宝斋制笺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重读郑振铎先生《<十竹斋笺谱>跋》，又似情景重现，“自复绘以至印刷之工，余曾目睹，故能语其层次:初按原谱复色分绘，就其所分绘者一一刻然，犹是未拼成之板块也;印者乃对照原本逐色套印，深浅浓淡之间，毋苟毋忽，虽一丝一叶之微，罔不目注手追，唯恐失样，用力之轻重，色之缓急，意近经营，有逾画家，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每次唔言，必语及版画，而于《十竹斋笺谱》尤为着意焉，即微疵点污，亦必指令矫改，以其尽善。”“诸画千巧玲珑，别具一格。以设色凸版，压印花瓣脉纹，鼎彝图案，与乎桥头水波，山间云痕，尤为胡氏之创作。人物则潇洒出尘，水木则淡淡清华，蝴蝶则花彩斑斓，欲正欲止，博古清玩，则典雅清新，若浮出纸面。”(见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由此得知，鲁迅、郑振铎二位先生的赞誉和诸多好评，自然包含了对父亲的肯定，而对此，父亲却很少谈起。
再遇经典《簪花仕女图》
《簪花仕女图》是一幅非常杰出的仕女画作，长187厘米，宽51厘米，在中国美术史的教科书中几乎都有刊载，知名度极高，为中国现存最珍贵的古典名画之一。1953年前后，按领导的安排，父亲着手印制唐代大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这是业界首次尝试大尺寸的绢本画工作。全画分作采花、漫步、戏犬三段，描绘贵妇们高簪插花，体态丰盈，雍容华贵，悠闲自得的景致。画面线条柔和，色泽鲜明，光彩照人。父亲曾说:“印制这幅画很吃力，它那挺拔而严谨的线条，如眉、眼、嘴、手等，还有头花纹和贴身的纱衣，都和现代的画法不一样，特别是大片的朱砂和微显肌肤的披纱，对印制技巧要求很高。画工细风格一路的人，最爱用朱砂，也最怕用朱砂，这种矿物颜料难以画匀，在细心分析了线条的各种特点，颜色的层次变化，抓住了画的精神和基本调子，大家大胆地干了起来。……整整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把这张古代名作复印了出来，可以这样说，这张复制品是相当成功的，也可以算是当代木版水印的一幅杰作，国内、国外的行家看后无不点赞称好”。(见徐庆儒《独特的木版水印技艺》，1981年《朵云》二集)此复制品被选为国家礼品。接着的几年内，田、孙两位先后又接手此项工作。当时郑振铎曾言:“荣宝斋这几年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特别是在绢面上的刷色，印刷到七八百次(如《簪花仕女图》的复印本)，几有乱真之感。推陈出新的好例，于此足以说明之”。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家杨仁恺曾说:“对于荣宝斋来说，确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了印制《簪花仕女图》的经验，接着复印出《马远踏歌图》大立轴和《唐宋元集绘册》，就显得游刃有余。”
建国后，荣宝斋获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首先是《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得以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