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是当仁不让，再次担当使命。那时期父亲正逢年富力强，与他的师兄们相生共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展示着自己的智慧才华。那时最早成功完成的是徐悲鸿的《奔马图》，印数较大，影响广泛，几乎家喻户晓。据说得到周恩来总理赞赏和推荐。齐白石的《虾》《荷塘月色》、徐悲鸿的《漓江春雨》《敦煌壁画》《宋人画》等木版水印作品相继问世，硕果累累。
那时齐白石、徐悲鸿是解放后最早“介入”木版水印的两位大师。他们多次地由侯恺、王仁山直接引入工作间，向大家讲解绘画知识，交代要领，与勾刻印人员一起探讨难点。“他们常来，见到他们也没觉有什么稀奇。尤其是齐白石大师，喜欢说笑话，说着湖南音很重的普遍话，有些音听不懂，但常有逗乐，挺有趣味的……”往事都在父亲的回忆中。齐白石的木版水印专集有花鸟鱼虫，是一本册页。荣宝斋曾有一张齐白石在水印间的照片，就是当时齐先生看了木版水印作品以后真假难辨(因为原作就在其中)，很是满意，便当场在好几本都重新签字，表示皆为原作。还开玩笑说，这样价钱可卖高些。父亲说他当时就在齐的桌案对面，大家都很轻松自如。后来广为流传的齐白石先生对其《虾》等作品真假难辨的故事，也发生在那时。就在他们几位的手下“演示”出来的。不少国画大师在自己的原作与复印品面前被“迷惑”，足以说明木版水印这门“中国功夫”之神力，以及对从业人员高水准高精度的认同标准。在父亲看来，“骗”过外行是低水平的，只能叫“印刷品”，而不能叫“复印品”。好的木版水印作品就是可“乱真”，就是如启功所言“下真迹一等”。
自此，时光推延，1960年代之后荣宝斋继续创造出业界更大的辉煌:《韩熙载夜宴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清明上河图》等木版水印作品一一问世。
朵云轩传帮带
1958年秋，父亲以八级技师的身份调入上海人美社水印工作室。据悉，荣宝斋自1953年评定职称以来，勾、刻、印当时获此最高级别职称资格者，共9人。父亲是其一。
具有百年历史的朵云轩，创立于清末(1900年)，规模较小，只能印刷少量的诗笺、信笺、扇面之类。解放后的一段时间从业人员寥寥，工种不全，民间作坊式地生存着，几近历史的“空白”。这种短板的弱态与上海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定位极不相称。幸好上海的有关方面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筹建时招入了已在“河南中路摆刻字摊的蒋林椿师傅”，“在一家弄堂厂里，找到了改行当杂物和切纸工的杭文连、戴荣森两位水印师傅”，“在刻字店里发现刻字高手罗旭浩、韦志荣师傅和钱少卿、计文元与王德俊三位裱画师傅，加上从人美社调来的白描高手胡丁文，初步搭成班子。”(详见2000年8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
1958年国营的朵云轩在衡山路237号大楼前宣告成立。(1960年后归入上海书画社)业务上，开始印制一些纸本的画片、册页之类，绢本的《陈老莲花鸟草虫册》才上手尝试，大尺幅写意、工本、绢画均尚未涉及。
印制被称为“明四家”之一仇英的《秋原猎骑图》，运用了分版套色，当时为水印出版业以来所罕见，单色版多达190余块。这对勾、刻、印三者都是一个考验。经过“勾者笔力深厚，刻者刀锋精细，印者匠心独运，三者的完美结合，才使达到乱真的境地。”(徐庆儒语)如作历史分期断代，这件作品无疑成为“朵云轩”重建后首批木版水印作品中的代表作。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1958年，“朵云轩”从上海出版学校招入了26位半工半读的学生。这是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才十六七岁。父亲说这些年轻人:聪明，好学，有悟性，有礼貌。真是褒誉多多，爱护多多。单位里邀请多位书画家来讲授书画艺术知识，父亲则集中讲授木版水印知识，然后分勾、刻、印、裱，分别去各工作室进行实际操作训练。一切都手把手地从最基本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