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水印，当时就有10多人，虽然还有几位师傅同在，就其责任，是既可有责，又可无责。但对父亲而言，处于水准之顶端，所有人技艺好坏，他都会关心并负有责任，成为没有头衔的“技术总监”。相互之间，一语“师傅”以概之。如此“大规模”地带教徒弟，业界算是少见。这种师徒状况也是当时的特定产物。现在反思，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师徒相承，讲究精、深、专、个性化、耳提面命的内涵，成为今日改革的课题之一。这也与之前荣宝斋有所不同。后者是有具体指定，即一师几徒，相对独立，分工明确，脉络清晰。事实上，当时的中央美院(1959年)已开始实行了有较为严谨师承关系的导师工作室体制。如“吴作人工作室”(时年50岁)、“罗工柳工作室”(时年43岁)、“董希文工作室”(时年45岁)。其作用与意义，日后得到彰显。
大家相处得还挺好，显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当时的年轻人后来有人成了画家、书法家，有人当了领导，多数人成了朵云轩的中坚力量，默默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朵云轩木版水印传统技艺的第二代传承代表。高级技师胡琴云女士曾对我说:“那时徐师傅先给我们上大课，然后给我们几个人上小课。他很耐心，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我也很认真，我可以算是他的得意门生”。朵云轩的水印精品如齐白石的《墨荷》《明·徐渭杂花图卷》《群仙祝寿图》等，不少都出自她手。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退休后她还为美术学院学生讲课授业。2009年，蒋敏先生荣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称号。我曾去他家中祝贺。这一荣誉于他，当之无愧。蒋敏先生数十年来，兢兢业业，雕版无数，成为朵云轩木版水印精品《萝轩变右笺谱》及上述诸多精品力作雕版的“第一把刀”。蒋敏先生谦逊地对我说:“是我遇到了好年代。如果你父亲健在，这一荣誉肯定是属于他的。我们那时什么也不懂，他虽然不是我的直接师傅，但他很懂，经常和我们一起探讨刻印技艺。我和王崇礼等一批人关于木版水印的知识都是他，或者说主要是他传授的。他是领衔的师傅。我们视他为父辈。今天大家都很怀念你的父亲”。“他人很好，作风严谨，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在父亲眼里，他们都是父亲的爱徒:王崇礼、岑久发、胡琴云、李桂英、翟光林、唐玲妹、张龙珠、楼杏珍、季其珍等等，其中王崇礼先生更是出众，勾刻印皆通，为人谦和大度，后因病早逝，甚是惋惜。父亲的耄耋之年还常常提及他们。
“这期间，我是边辅导年轻人边从事印画。1962年我印了齐白石晚年的得意之作《红莲鸣蝉》。这幅画高4尺，宽2尺，在木版水印复印写意画中是比较少见的。用墨浑厚，落笔如飞，俯仰向背，枯湿浓淡浑然一体，构成这幅画的特点。画面的右上角一朵鲜明娇艳的荷花，虽小却很突出，惹人喜欢，点出画的主题。一片荷叶上有只鸣蝉，欲飞欲立，栩栩如生，十分逗人喜欢。一个沉静的画面，被这个小精灵点醒了。大片泼墨荷叶，寥寥数笔，神采毕现。半工半写的知了和粗笔泼墨荷叶，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这是齐白石先生惯用的绘画手法，也是他的独到之处。印制写意画从勾、刻、印技艺上来讲，与工笔画有很大不同，要做到胆大心细，比如水气，墨韵，飞白，用笔，色彩等，都要由印者理解领会的程度和技巧掌握的水平决定。一般来说，每印一幅写意画，先要读画，领会画的诗意，笔意等，颜色浓淡都得一一记在脑子里，不能印一遍时看一遍原稿。既要聚精会神，又要一气呵成，只要做到这几点才能和原作相像，甚至可达乱真”。父亲于1981年时如是说。关于写意画，吴昌硕先生与齐白石先生的作品都笔墨写意见长，但风格不同。父亲的得意门徒，曾任木版水印室主任的王崇礼先生说，“齐白石的《红莲鸣蝉》是幅大写意画，色彩变化大，水印要掌握墨色墨韵，水印技师徐庆儒既掌握了画的用笔，又体现了原作墨色的层次，印出了水墨淋漓，明快又富变化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