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返回重庆，徐佛观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患。当初由康泽授命，回来后当然首先向他交差。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是“彼此非常不愉快”。徐佛观告诉康泽，“像国民党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他听了更不以为然”。多年过后，他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而对付共产党，决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争的技术问题。当时听我说这种话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危言耸听，有一位先生还和我大吵一架。”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一腔热情也难免松懈颓唐。既然“有心栽花花不开”，徐佛观暂借重庆的南方印书馆，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纸牌，等船东下。他决心一走了之，远离军政，与妻子会齐，以遂还乡隐居之愿。
恰巧在这段极度颓唐无聊的日子里，竟然“无意插柳柳成荫”。经乡贤陶子钦引荐，徐佛观见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何应钦对其陈述听得津津有味。追问：“你还到延安去吗？”
“我最近就回鄂东。”徐佛观冷静地回答。
“有什么任务吗？”“回去种田。”何应钦给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东，等几天好了。”徐佛观仍然回到嘈杂的南方印书馆，狐疑不定地等待着命运的召唤。不久，就接到电话通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长官蒋介石定于当日下午五点在曾家岩约见。按时到达委员长官邸后，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员长报告，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徐佛观由小客厅走进大客厅，蒋介石已经站在那里。他答复问题时，心情不免紧张，总记着五分钟的时间限制；但实际上蒋介石要他回答的问题，已经超过好几个五分钟。显然，蒋介石很关注徐佛观回答的问题，要他写个书面报告。关于这类报告，已经写过多次，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时徐佛观还在犹豫之中，没有马上动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