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7日晚10点钟，徐佛观突然接到曾家岩通知，委员长立刻召见。原以为是延安方面发生了什么重要问题，需要征求徐佛观的意见。实际上，是蒋介石忙于安排各项工作，次日一早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见面后，只问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铅笔来写三千元的条子给我，叫我不要离开重庆。我出来后，觉得有些奇怪，送点钱给我，不是需要紧急处置的事情。”三天之后，从新闻里看到蒋介石飞赴开罗的消息，徐佛观才明白原来是委员长临行前的亲自安排照拂。“这一点，倒确实令我感动，便打消了回鄂东的念头，拿起笔来写他所须(需)要的报告书。”决心为国民党“补天”。
徐佛观的报告书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珍惜，决定重用徐佛观。
1943年底，徐佛观被调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纵又把委员长要求调徐佛观到侍从室第六组工作的手令拿出来。徐佛观担心自己一个乡下人，忽然进入最高统帅的侍从室适应不了环境，还是选择了留在参谋总长办公室。1944年，徐佛观随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驻节昆明一个月，未能发挥什么作用，回到重庆后，正式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工作。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期间，蒋介石调任徐佛观为总裁随从秘书。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看透了这一切，徐佛观回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辞呈，退出国民党政权的政界圈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笔钱，然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一份纯学术月刊《学原》，逃亡香港后，按照熊十力先生当年将“佛”改为“复”的要求更名徐复观。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著述受到学术界、读书界的广泛好评。《党史纵横》□常家树
